一、国家认同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认同 ”作为一个分析范畴，最初在心理学领域得到系统阐释。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将认同理解为个体在心理与情感上向他人或群体趋同的过程 ③。埃里克 • 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则进一步强调认同的社会性与发展性，指出个体认同是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中建构而成，④这一理论为后续从社会与政治层面分析认同提供了重要基础。在此基础上，“国家认同 ”被引入政治与社会分析之中。尤尔根 •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分析现代民族国家时指出，民族国家既是以自由、平等、人权等宪法原则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也是以语言、历史和文化为纽带的文化共同体。⑤ 肖滨进一步将国家认同概括为归属性国家认同与赞同性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归属性国家认同指向公民在文化—心理层面上的归属，即个体确认自己归属于哪个国家，具体体现为对国家领土、历史、文化以及同胞的认同；赞同性国家认同则指向公民对国家政权系统的同意与支持，是公民基于对一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肯定所形成的政治性认同。⑥

在国家认同建构层面，本尼迪克特 •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想象的共同体 ”理论，指出国家认同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在印刷资本主义的技术条件下，通过历史叙事塑造集体记忆，借助符号仪式强化情感联结，经由地图绘制、人口调查等方式明确国家边界，并通过教育体系实现认同的代际传承，最终使分散的个体形成对同一国家的稳定身份认知与情感归属。⑦ 金太军与

姚虎从结构功能视角进一步补充国家认同建构的条件，指出国家认同的形成有赖于经济激励系统、政治价值系统与制度组织系统三个基础性领域的功能匹配。经济激励系统通过发展绩效保障民众的本体性安全，政治价值系统通过核心价值观内化提供合法性信仰，制度组织系统通过规则与组织塑造稳定的行为预期。三者相互契合、协同运作，国家认同才能获得稳定而持久的支撑。①

基于上述理论，本文将国家认同理解为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相互交织的复合结构，并从制度建构与社会整合两个维度分析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形成机制。其中，制度建构主要体现在语言制度、教育体系与住房制度等方面，对公民的理性认同产生影响；社会整合则通过仪式象征与实践互动等强化情感归属。（见图 1）两者在不同历史阶段与社会条件下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国家认同生成与发展的基本路径。

图 1 新加坡国家认同建构的双路径分析框架

二、新加坡构建国家认同的初始背景

新加坡的国家认同建构始于一个充满张力的历史时刻。独立之初，这个新生国家便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 内部各族群在文化、语言与空间上彼此区隔，外部则面临资源匮乏、地缘孤立与大国博弈的多重挤压。这使得构建统一的国家认同从一开始就成为关乎国家存续的政治任务。

（一）多元异质社会带来的结构性整合难题

1965 年新加坡独立之初，其社会呈现多元种族与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如何使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不同族群实现社会融合，形成对国家的归属感、认同感与责任感，是人民行动党执政历程中无法回避的议题。

从族群结构来看，新加坡人口呈现出以华人为主体、马来人与印度人为重要少数的分布特征。1965 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华人占比超过 75% ，马来人约占 15% ，印度人及其他族群合计占 10% 左右。② 殖民时期形成的族群聚居模式进一步固化了族群边界，华人多聚居在牛车水片区，马来人集中于芽笼区域，印度人则形成了“小印度 ”聚居区。地理空间上的区隔导致不同族群日

常交往频次较低，逐渐形成了各自独立的社群圈层，族群间的身份区隔愈发明显。

从文化层面来看，各族群的民俗传统、生活规范及语言体系存在显著差异。首先，民俗传统与生活规范的族群差异突出且自成体系。华人族群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以家族与宗族为核心纽带，保留修族谱、祭祖先的宗族传统，传承春节团聚、端午赛龙舟、中秋赏月等节庆民俗，形成重伦理、尚秩序的群体特质；马来族群文化与伊斯兰教深度融合，教义直接规约日常生活，如饮食上严守禁猪禁酒戒律、社交中恪守右手行礼仪轨、禁止非直系长辈触碰孩童头部，其社群秩序依托伊斯兰教法与传统苏丹制度维系；印度族群以印度教信仰为文化核心，多数家庭设有专属祭坛或祷告空间，对庙宇建筑的宗教形制与陈设有严格规范，因敬牛信仰形成不食牛肉、拒收牛皮制品的文化禁忌，呈现出日常起居崇尚俭朴、宗教仪式繁复严肃的独特文化底色。不同族群的民俗与生活规范缺乏文化共通性，部分禁忌还易引发族群间的交往摩擦。其次，语言体系的碎片化加剧了社会沟通障碍。作为文化的核心载体，新加坡社会并存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与英语四种主要语言，且语言使用与族群身份高度绑定。马来语为马来族群母语，华语是华人社群通用语言，泰米尔语为印度泰米尔族交流工具，英语则为殖民时期遗留的官方与商业通用语。不同族群日常交流多局限于本族语言，跨族群沟通存在明显障碍，制约了公共事务的协同推进与跨族群情感联结。

（二）脆弱地缘格局下的国家生存安全挑战

独立之初，新加坡面临严峻的地缘政治困局，经济高度依附外部、周边关系复杂敏感、大国势力交织渗透。构建统一的国家认同，不仅是凝聚社会共识的需要，更成为破局图存的关键路径。

从经济根基来看，新加坡经济发展受制于先天条件。其国土面积狭小，独立初期资源禀赋匮乏、经济根基孱弱，生产生活资源供给与对外贸易市场高度依赖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彼时新加坡若要通过维系转口贸易生计、推动制造业起步来对冲对外依附风险，就必须推动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族群打破身份壁垒，在劳动力统筹、技术攻关、资源协同等领域凝聚集体合力。

从区域安全来看，新加坡在东南亚区域实力格局中处于弱势，面临着周边国家的威胁与猜忌。独立之初的新加坡几乎没有成建制的国防力量，其与邻国的悬殊差距被学者形象地比喻为“猛虎”（印度尼西亚）、“狼狗”（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与毫无招架之力的“小猫”① , 国家主权安全时刻面临严峻挑战。族群构成还为新加坡招来诸多猜忌。1960 年代，部分东南亚国家“接近美国而反对中国，视中国为共产主义威胁”② , 而新加坡华人占主体的族群结构，让邻国极易将其与中国绑定，怀疑“新加坡是中国在东南亚的代理人”③ 。面对此种严峻的外部生存危机，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敏锐地认识到，唯有让各族群民众都认识到“新加坡不是华人的国家，也不是马来人的国家、印度人的国家，或混种人的国家，新加坡是新加坡人的国家”④ , 才能凝聚共识、化解猜忌，为国家筑牢存续根基。

从国际格局来看，新加坡深陷冷战漩涡。作为东南亚战略要冲，其身处大国博弈夹缝之中，

极易沦为代理人冲突的战场。这一特殊处境倒逼新加坡政府必须培育国民的危机意识，夯实全民对国家自主自强的坚定认同，从而避免沦为他国附庸。

三、新加坡构建国家认同的实践路径

面对社会多元分化与外部环境压力，新加坡政府从语言、教育、空间、象征四大维度推进国家认同建构，以双语制度打通族群沟通壁垒，以公民教育植入共同价值理念，以组屋规划打破族群居住隔阂，以仪式象征塑造集体情感记忆。在这一过程中，各项举措相互支撑，逐步形成制度建构与社会整合协同作用的实践路径，重塑了新加坡的社会结构与国民意识。

（一）双语制度：构建超越族群的国家通用语体系

“在一个新的国家，最基本的一点在于：要为各族群找到一种通用语，把他们联系在一起。”①共同语言能够跨越族群边界，使不同族群的成员在同一种话语体系中相互沟通、凝聚共识，是国家认同得以形成的基础性条件。基于这一认知，新加坡政府推出了兼具实用性与战略性的语言制度，构建起以英语为国家通用语、保留族群母语的双语体系。

确立英语为国家通用语，是出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要。英语作为外来语，其中立性有助于避免因语言偏向而可能引发的族群矛盾。同时，该选择也契合新加坡国际化发展的定位，如独立后新加坡亟需依托转口贸易、吸引外资实现经济突围，英语作为全球商业与外交通用语，能为其打通国际市场、对接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提供语言支撑。新加坡在 1965 年便决定以英语为工作语言。而在教育领域，直至 1987 年，新加坡才实现绝大部分学校以英语为第一教学语言的统一。如李光耀所言，在独立初期让不同族群“学习一种‘非我族语 ’的前殖民政府语言作为共同语，简直是天方夜谭……只能循序渐进 ”② 。以英语为通用语的语言制度为全体新加坡人构建起“一种语言社群的归属感 ”③ , 推动语言从族群划分的边界转变为维系国家团结的文化符号。

新加坡政府在推行英语通用语的同时，明确保留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为族群母语。一方面，强制取缔母语极易激发各族群的文化抵触情绪，破坏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正如李光耀所言，各族群均有其独特的优良传统，以华人为例，其勤劳俭朴的品格与尽责担当的意识，能够“培养出良好的公民 ”④ , 而唯有依托母语教育，保障各族群年轻一代接触并内化本族传统价值，才能“塑造完整的未来新加坡人 ”⑤ , 并防范快速现代化与西方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文化断层与身份迷失。基于此，政府着力保障各族群学习母语的平等机会，积极鼓励母语的学习与应用。这一保留族群母语的政策，实现了新加坡人国家身份与族群文化身份的良性共存。

（二）教育重塑：将国家认同融入公民教育体系

教育具有覆盖全体国民、贯穿个体发展全过程的独特优势，是培育国家认同的核心场域。新加坡独立初期，国内教育体系呈现显著的族群分野，国民普遍缺乏统一的国家认同。针对这一状况，政府逐步推进课程改革、完善家校社协同机制，并将价值引领贯穿其中，把国家认同教育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

1960 年代之前，新加坡教育长期按族群与语言分立办学，各类学校多以自身族群文化为教学核心，未能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教育。为改变这一局面，政府于 1960 年代颁布了学校道德教育与公民训练综合大纲，在全国中小学推行统一教学。该大纲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观与公民责任意识为基础，以爱国、效忠与国家认同为核心目标，标志着国家开始通过教育体系系统性地塑造国民的共同身份认知。

1974 年，政府推出“生活教育 ”课程，将公民教育与历史、地理内容深度融合。课程聚焦新加坡的国家建设历程、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帮助学生理解国家面临的挑战与取得的成就，将国家认同这一宏大叙事，具体化为学生可感知、可理解的历史脉络与现实图景。

随后，国家认同教育进一步突破课堂边界。1979 年，由文化部长王鼎昌领导的委员会发布《道德教育报告书》（Report on Moral Education）① , 推动公民教育延伸至家庭与社会场域，构建“学校—家庭—社会 ”联动机制，促进国家认同从认知层面落实到日常行为实践之中。

进入 1990 年代，为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并为国家认同教育提供价值指引，政府于 1991 年颁布《共同价值观》白皮书（Shared Values），提出包括“国家至上，社会为先”“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②在内的五大共同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是在多元社会背景下经过政治提炼形成的价值最大公约数，既融合儒家伦理中的家国观念，又吸纳马来社群的互助精神和印度文化的包容理念，最终形成一套超越族群与宗教界限的国家伦理规范。教育体系成为传播与践行这些价值观的核心渠道，从中小学教材内容到课堂活动均围绕共同价值观展开，旨在培养学生以国家与社会利益为优先、以“新加坡人 ”为第一身份的公民意识。

（三）组屋制度：以空间规划推动社会融合

在亨利 •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社会空间理论看来，空间是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载体。③ 长期的空间隔离会使社会交往限定在族群内部，不断强化族群之间的边界；反之，族群混居能促进日常层面跨族群互动，促进超越族群身份的国家认同形成。新加坡独立之初，面对因族群聚居而加剧的社会分化，政府将组屋 ④ 分配与空间治理作为塑造国家认同的重要工具。

政府首先通过实施严格的种族配额制度，从物理空间上打破族群隔离。1989 年推行的组屋族

群居住比例制度，明确规定了各族群在社区和公寓楼层中的居住上限（见表 1），这一制度强制不同族群家庭在同一社区内毗邻而居，为跨族群接触与相互理解创造了基本条件。

表 1 1989 年新加坡组屋族群居住比例上限

资料来源： Jon S.T.Quah, In Search of Singapore’s National Value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1990,p.51，本文作者整理制表。

在实现空间混合的基础上，政府进一步通过公共空间设计与社区活动组织将物理上的相邻转化为心理上的联结。组屋区普遍规划有邻里中心、社区广场、公园、体育设施等共享空间，并由人民协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牵头举办节庆活动、文体赛事等。这些共享空间与集体活动为不同背景的居民提供了互动平台。正如费孝通所言，“生活在一个共同社区之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不会自觉地认同 ”① 。跨族群的日常交往让居民在共用设施、参与社区事务的过程中，逐渐打破偏见、培养共情，进而建立起对社区的归属感。这种微观层面的社区认同为构建宏观的国家认同奠定了重要基础。

此外，组屋制度还通过将住房福利与公民身份绑定强化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契约关系。严格的申购资格（优先面向新加坡公民）使得拥有组屋与新加坡公民身份紧密挂钩，组屋由此成为国民共享的发展成果。这一做法从物质层面强化了国民对国家的依存与认同，将个人福祉与国家发展绑定，从而在利益与情感双重维度上巩固了对新加坡这一共同体的归属感。

（四）仪式与象征：构建统一的国家记忆与认同标识

“没有仪式和象征，就没有国家和政治。”② 仪式与象征是将分散的个体联结为政治共同体的情感纽带与符号媒介。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仪式与象征在凝聚国家认同中的作用，通过举办国家仪式、创造国家符号、建设纪念空间，将抽象的国家叙事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易传承的集体记忆与身份标识。

首先，创造并推广统一的国家符号，构建视觉与情感层面的认同标识。政府统筹确立国旗、国歌、国徽、公民誓约等国家符号，并以立法形式明确其内涵与使用准则，保障国家符号象征意义的权威性与统一性。国旗的白红两色与新月及五颗星被赋予“纯洁、平等、民主、和平、进步 ”③的国家价值，彰显新加坡多元社会的共同追求；国歌《前进吧，新加坡》采用马来语创作，既体现了对本土族群文化的尊重，又以“团结在一起 ”④ 的歌词凝聚集体意志；公民誓约中“不分种族、

言语、宗教，团结一致 ”① 的誓词成为跨越族群差异、凝聚国家认同的精神纽带。这些国家符号被广泛植入公共建筑标识、学校日常仪式、媒体国庆宣传等各类生活场景，让国家身份的印记自然融入国民的日常生活。

其次，举办常态化的国家仪式，巩固共同历史记忆与集体情感。新加坡将国庆日（8 月 9 日）确立为核心国家仪式，通过阅兵、群众游行、集体宣誓等程序化环节集中展现国家发展成就与国防实力，强化国民对新加坡独立建国历程的集体记忆。仪式中反复奏响的国歌、齐诵的公民誓约，以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One People ，One Nation ，One Singapore）”② 的口号，将抽象的国家叙事转化为可感知的集体行动。年复一年的重复参与更让国民在仪式的情感共鸣中将国家认同内化为深层的情感结构。

最后，打造国家纪念场所与历史叙事机构，将国家记忆空间化与制度化。政府主导建设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等文化与纪念地标，搭建起国家记忆的空间载体。国家博物馆推出的新加坡故事展览以目的论式叙事重构历史，将国家发展历程塑造为从殖民苦难到独立自强、从族群分裂到和谐共荣的集体奋斗史。死难人民纪念碑则将战争创伤转化为全体国民的共同记忆，强化危机共存、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这些场所将无形的国家记忆转化为有形的空间载体，让国民在参观、纪念的沉浸式体验中持续深化对新加坡国家共同体的身份认同。

四、时代变迁下的认同挑战与新加坡的策略调适

国家认同需随时代变迁不断调适。进入 21 世纪，全球化浪潮与新移民潮相互交织。青年价值观变迁、人才跨国流动、新移民融入摩擦等问题相继浮现，原有的主导建构模式面临挑战，亟需回应更多元的价值诉求与更复杂的社会关系。对此，新加坡政府通过拓展青年公共参与、搭建海外社群网络、促进移民双向融合等举措，着力增强认同体系的韧性与包容性。

（一）拓展青年公共参与，培育新生代国家认同

全球化背景下，新加坡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念与政治诉求发生深刻转变。一方面，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普及打破了传统由国家主导、渠道可控、内容定向的价值传播格局，西方“去权威化”“去集体化 ”的叙事借助影视作品、社交平台持续渗透，年轻人在海量信息的裹挟中易受此类思潮影响；另一方面，新加坡经济的持续繁荣显著降低了新一代国民的生存焦虑，使其价值诉求逐渐从依附国家谋求生存转向依托个体实现发展，对个人权利与自我表达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在此背景下，部分年轻群体对新加坡“国家至上、社会为先 ”等传统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度有所弱化。

面对这一挑战，政府意识到新加坡的政治体系需要“容纳更多的观点、更多的辩论和更多

的参与 ”① , 遂建立了青年参与政策制定的机制。2023 年 11 月，国家青年理事会（National Youth Council）② 推出了青年小组计划，面向 15 至 35 岁青年公开招募，组建涵盖学生、在职青年等不同背景的专题小组（每组约30 人），围绕数字福祉、职业发展等议题与政府部门深度研讨，共同形成政策建议，部分成果甚至可提交国会审议。③ 当青年感到自己能够通过政治参与影响国家进程时，便更主动地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进行意义联结，逐步形成“命运共同体 ”的认知图式。④

鉴于政策参与的覆盖面有限且多停留在理性认知层面，为让国家认同获得更广泛更持久的情感支撑，政府进一步将青年参与从政治治理延伸至日常生活实践，以社区行动培育情感归属。政府支持人民协会青年运动（People ’s Association Youth Movement）⑤ 依托全岛青年联系网络开展全国性青年对话，系统梳理青年群体的普遍关切，并基于对话成果制定《青年宪章》（Yonth Charter）⑥ , 将其作为建设理想社区与美好新加坡的行动纲领。同时，通过设立专项津贴资助基层青年在宪章指引下发起的社区创新项目，提供资源对接与专业指导。“为社区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的个体，对社区的情感也会更深厚。”⑦ 当青年通过共同行动改善社区环境、促进邻里与族群联结时，他们能够切身体会个体与社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进而在更宏观层面理解国家作为多元共生、协同发展的共同体意义，从而为其形成稳固而持久的国家认同提供重要的情感基础。

（二）构建海外社群网络，维系跨国界国家认同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认同已经不再是对国民身份的‘绝对同一性 ’要求，而是国民对自身多重角色和多重选择的身份整合 ”⑧ 。随着新加坡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不少国民通过海外留学、工作与定居形成了跨国社交网络、职业发展路径与利益格局，逐步形成新加坡公民与全球公民的双重身份认知。这一变化对以地理边界为基础的传统国家认同构成了潜在挑战。

然而，全球化对国家认同并非仅有消极影响。全球化带来的流动性与多元性反而“强化了社

会成员对身份归属的心理需求 ”① , 促使具有共同国家身份的人们渴望建立并加强彼此间的联系。新加坡政府敏锐把握这一社会心理动向，以数字化手段构建海外社群网络，为分散全球的新加坡人创造相互联结的平台。2019 年 6 月，政府在经济发展局下设立新加坡全球联系司（Singapore Global Network），专门统筹海外公民联络事务。该机构以官方网站为核心平台，按地域系统汇集依托 Facebook 、Slack 、WhatsApp 等社交工具运营的新加坡人社群入口（见表 2）。海外新加坡人可通过平台加入相应地域或兴趣社群，组织并参与线上线下活动。借助这一官方渠道，分散于全球各地的新加坡人得以建立稳定联结，进而在跨国空间中形成社群归属感，为国家认同的海外延续奠定组织基础。

表 2 新加坡全球联系司（SGN）海外社群网络概览

资料来源：Singapore Global Network,“Communities Overseas,”2026,https://singaporeglobalnetwork. gov.sg/communities-overseas/,2026-03-19，本文作者整理制表。

在完成海外社群整合的基础上，新加坡全球联系司进一步依托文化符号与官方互动唤醒海外公民的国家认同。新加坡全球联系司支持海外社群围绕新加坡特色饮食、本土歌曲等文化符号举办国庆活动。当身处异国的新加坡人共尝家乡风味、哼唱本土歌曲时，关于新加坡的集体记忆便被这些具象载体所唤醒，他们得以重新感知彼此之间的文化共性，从而完成对国家共同体的想象确认。此外，新加坡全球联系司还协助组织国家领导人在海外出访期间与当地新加坡社群的会见互动。从社会认同理论的视角看，个体对自身群体身份的认同，会受到该群体所获外部认可的影响。国家领导人作为国家权威的象征，其对海外新加坡社群的关注与重视，为“新加坡人 ”这一身份提供了来自国家层面的积极认可，从而强化了海外公民对这一身份的认同。

（三）推进移民双向融合，筑牢全社会国家认同

21 世纪以来，为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供给压力，新加坡政府逐步放宽移民准入政策，新移民群体成为新加坡人口结构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新移民已依法取得新加坡公民

或永久居民身份，但其在文化与情感层面的本土身份认同仍需通过长期社会融入逐步形成。部分新移民与原居地保持紧密的跨国社会联结，在文化节庆、价值观念等方面明显保留原居地传统特征。同时，新移民与本土居民在教育、就业等民生领域形成利益竞争关系，易引发本土民众排异情绪，部分民众将新移民标签化为“资源掠夺者”，并在日常生活中与之保持社交距离。新移民在持续感受到身份质疑与社会排斥的情况下，其归属感难以建立，进而依托原居地社群形成封闭性“抱团 ”状态。由此形成的双向疏离加剧了社会圈层分化，侵蚀了新加坡长期维系的多元种族共融的社会根基。

新移民融入本质上是新移民与本土居民之间的双向调适过程，既需要推动新移民适应本地社会制度与社会规范，也需要引导本土居民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接纳新成员，同时营造有利于群体融合的社会氛围。基于这一认识，政府于 2009 年 4 月成立国民融合理事会（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作为统筹推进新移民融入工作的核心平台。理事会下设社区、学校、职场、媒体四个专项工作小组，分别对应新移民与本土居民互动最为频繁的社会领域以及舆论环境营造领域，推动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新移民融入进程。

各工作小组结合领域特点精准发力。社区工作小组聚焦邻里层面的社会接触，通过社区融合基金（Community Integration Fund）① 资助基层组织开展区域游览活动，支持体育俱乐部举办面向新移民的板球锦标赛等，以轻松自然的形式为新移民与本土居民创造互动机会，逐步打破社交圈层的区隔；学校工作小组以新生代培育为核心，支持公立学校推广“居家共餐计划”（Meals@ Home Programme）② 等举措，鼓励本地学生与新移民学生在课堂之外建立友谊，从青少年阶段培育跨群体的包容意识；职场工作小组围绕职业发展需求，整合面向新移民的英语课程资源，并研究制定激励雇主支持新移民员工参与语言培训的相关措施，帮助新移民克服沟通障碍，为职场融入创造条件；媒体工作小组则聚焦舆论氛围营造，推动广播电视及新媒体以多元形式传播融合理念，讲述新移民融入本土文化的故事，展现其对新加坡社会发展的贡献；同时协助编制新公民信息手册，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向新移民介绍新加坡的基本公共制度与国家象征使用规范，为新移民融入提供信息指引。③ 在持续的社会互动与包容性舆论环境的共同作用下，新移民逐步适应本地社会，并在日常交往中切实感受到被接纳。随着新移民与本土居民之间的群体边界日渐消融，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共同体由此逐步形成。

五、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的局限与启示

新加坡政府构建国家认同的实践呈现出清晰的内在逻辑：以制度建构奠定理性认同基础，双语制度、公民教育与组屋制度分别从语言、观念、利益三个维度提供制度支撑；以社会整合强化情感归属，通过国家符号、仪式纪念构建集体记忆，借助社区共享空间推动跨族群日常交往。进入 21 世纪，面对青年价值观变迁、国民跨国流动与新移民融入等挑战，人民行动党推动认同建构模式由国家主导逐步转向社会协同参与，政府角色也由直接操办者转变为平台搭建者与资源支持者。

然而，新加坡的国家认同建构实践也存在一定内在矛盾。新加坡政府以超越族群的“新加坡人 ”身份为建构目标，在整合多元族群的同时，也使华语公共空间持续收窄，中华文化在教育体系与公共叙事中的影响力相对弱化，华人群体面临文化归属感弱化的问题。这表明，多元社会在推进国家认同整合的过程中，如何在强化共同身份的同时建构文化主体性、保障优秀传统传承、尊重 并协调族群权益、处理“一”“多 ”关系，仍是需要审慎面对的重要问题。

中国与新加坡同为多民族国家，但两国政治制度与国家认同建构的价值导向存在本质差异。我国国家认同建构以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证，其目标不仅在于维系国家稳定，更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这是新加坡功能主义导向的认同建构所不具备的制度优势与价值深度。在此前提下，新加坡的部分治理手段可为我国提供一定技术性参考。

第一，以制度设计支撑认同建构。新加坡组屋分配中的族群比例政策通过混合居住促进不同群体的日常接触，是以制度手段推动社会融合的典型实践。我国可借鉴这一思路，在公租房、共有产权房等保障性住房分配中适度引导不同背景居民混合居住，并强化社区公共空间的共享功能，使住房制度从民生保障工具拓展为促进社会融合与认同建构的制度载体。

第二，以参与实践培育情感归属。新加坡的经验表明，国家认同不仅源于制度规范，也形成于国民的切身参与和情感体验。我国可进一步拓宽青年参与政策讨论的渠道，在住房、就业等青年高度关切议题上建立常态化意见征集与反馈机制。同时，支持青年在社区服务和志愿活动中自主发起项目，使其在具体实践中逐步深化对国家和社会的归属感。

第三，以动态调适回应多元群体的认同需求。新加坡针对海外国民与新移民分别搭建数字化联络平台和多领域融合机制，体现了因时因群施策的灵活性。我国可探索搭建面向海外同胞的数字化联络平台，依托传统节庆组织文化活动维系身份归属；同时完善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机制，在社区、学校、职场等领域为不同群体创造双向互动条件。

与此同时，新加坡推进国家认同整合的局限，也提示我国在国家认同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坚定文化自信、增进“五个认同”，把握民族工作四对关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同时强化对外友好交流，共同促进华人权益，发挥其经贸、文化等方面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