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明确将其作为“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 ”规划）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的关键中期蓝图，对“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进行了系统性、战略性的深化布局。在此宏观背景下，深入探究“十五五 ”时期民营企业助推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与实践方略，具有鲜明的时代紧迫性和重要的理论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推进共同富裕面临一系列结构性挑战：一是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期的压力，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复苏内生动力
仍显不足，制约高质量发展进程，对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形成一定冲击；① 二是收入分配格局的深层矛盾，行业收入差距仍较明显 ② , 收入分配制度尚不完善 ③ , 叠加结构性就业矛盾，导致中等收入群体增长放缓，低收入群体返贫风险仍然存在；三是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区域间资源禀赋与发展定位不够匹配 ④ , 基本公共服务与基础建设设施分布仍不平衡 ⑤ , 财政调节能力有待提升 ⑥ , 这些因素共同导致缩小区域差距呈现长期性与艰巨性特征；⑦ 四是城乡二元结构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要素的双向流动，造成供需结构性失衡，使得城乡差距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消除；⑧ 五是政治文化权利保障与生态环境公平等非物质层面的发展仍滞后于物质文明发展进程，对“人的全面发展 ”这一共同富裕核心目标，社会参与机制仍不完善，导致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⑨
民营企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是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创新、保障就业、改善民生不可或缺的力量。它在激发市场活力、做大社会财富“蛋糕”、创造就业岗位、践行“先富带动后富 ”以及积极参与公益慈善（第三次分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因此，在“十五五 ”这一承前启后的关键规划期，如何系统阐释并有效构建民营企业助推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作用机制，并规划清晰的实现路径，已成为关乎国家战略目标顺利实现的重大理论与政策命题。
学界关于非公有制经济（以民营企业为主体）与共同富裕关系的探讨源远流长，观点纷呈，主要可归纳为三种论说：一是矛盾论，基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认为私有制天然具有排他性，是导致城乡差距扩大 ⑩ 与公有制主体地位弱化 ⑪ 的根源，因而天然阻碍共同富裕；二是协同论，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在改革开放中的积极效应，认为其是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供给者 ⑫、就业稳定器 ⑬ 及创新动力源 ⑭；三是辩证统一论，主张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公有制主导下建立协同机制 ⑮ , 通过“三个有利于 ”标准引导公私经济平衡发展 ⑯ , 最终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⑰ 。总体而言，多数论述或偏重理论辨析，或侧重历史描述，或将民营企业作为一般性经济要素进行讨论，但未能紧密结合“十五五 ”及更长时期国家战略规划的新部署、
⑪ 程恩富、张建刚：《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与促进共同富裕》，《求是学刊》2013 年第 1 期。
⑫ 周文、施炫伶：《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与实践路径》，《政治经济学评论》2022 年第 3 期。
⑬ 陈鹏远、时大红：《长三角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证研究》，《现代经济探讨》2022 年第 12 期。
⑭ 董志勇、蒋少翔、梁银鹤：《非公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障碍及其优化路径》，《新视野》2020 年第 6 期。
⑮ 杨小勇、闫慧慧：《促进新时代共同富裕实现与民营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2023 年第 2 期。
⑯ 李政：《“国进民退 ”之争的回顾与澄清—— 国有经济功能决定国有企业必须有“进 ”有“退”》，《社会科学辑刊》2010 年第5 期。
⑰ 马艳、冯璐、宋欣洋：《我国非公经济对共同富裕影响作用的理论分析》，《经济纵横》2022 年第 5 期。
“十五五”时期民营企业助推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作用机制与实现路径
新要求，对新时代民营企业与共同富裕“如何良性互动 ”的系统性作用机制与操作性实现路径进行前瞻性、集成化的深入剖析。
在学界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紧密对接“十五五 ”时期国家推动共同富裕的战略重心与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聚焦民营企业的角色再定位与功能再挖掘，本文试图构建一个融合“ 内在逻辑（理论渊源与历史演进）—作用机制（新时代良性互动的多维解析）—实现路径（面向‘十五五 ’的协同策略）” 的系统分析框架，重点聚焦新时代情境下，政府规制、市场动能、结构协同与价值重塑等多重机制如何交织作用，促使民营企业从“增长贡献者 ”向“共富助推者 ”深度转型，旨在为“十五五 ”时期完善相关收入分配政策、优化区域与城乡协同发展战略、引导民营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最终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参考价值的学理支持。
二、民营企业助推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
民营企业助推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深植于理论演进、历史进程与新时代实践的辩证统一之中。从马克思主义对非公经济的批判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调适，到新中国“补充——重要组成——规范共生 ”的制度深化，其理论根基与实践路径逐步成熟。历经计划经济、改革探索、市场经济、新时代四个阶段，民营企业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由“对立消亡 ”走向“协同共生”，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特征。进入新时代，二者构建起“矛盾性、工具性、协同性、平衡性 ”四维一体的互动逻辑，通过规制重构、动能升级、结构协同与价值重塑，推动民营企业从“经济增长工具 ”跃升为“共同富裕生力军”，标志着中国方案从探索迈向成熟，为全球减贫与共享发展提供了有效路径。
（一）非公有制经济与共同富裕的理论演进
纵观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寻，共同富裕理念既承载着孔子“天下为公 ”的大同思想，也蕴含着柏拉图《理想国》里的城邦正义理想，同时还指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的共产主义愿景，具备深厚的思想渊源。作为马克思主义基于社会历史条件提出的整体性理念与系统工程，共同富裕指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通过生产力发展与共享机制的动态统一，实现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它的本质是根除剥削与两极分化，既不是少数人实现富裕也不是搞平均主义。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载体，民营企业具有所有制私人化、盈利导向、决策灵活以及创新高效等特征。在新时代背景下，理清二者间的关系是探讨实现路径的逻辑起点。纵观思想史与实践史，非公经济与共同富裕间的关系经历了从早期构想，到经典作家开展理论辩证与政策探索，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施制度创新与实践深化的发展过程，最终在新时代构建起一套多维互动的辩证逻辑体系。
第一，理论源流与分野：从马克思批判到列宁调整。对非公有制经济与共同富裕关系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托马斯 • 摩尔《乌托邦》的空想社会主义传承。其后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
程中揭示出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必然会造成剩余价值剥削与贫富分化 ① , 但也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可以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从而为共同富裕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 ② 。而列宁面对苏俄落后的生产力现实，通过“新经济政策 ”对战时共产主义进行了战略纠偏，提出在公有制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前提下，有限度地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列宁认为，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可以有效活跃流通、发展生产 ③ , 但也强调必须通过国家力量规避其无序性。
第二，中国实践的深化：从“补充论 ”到“两个毫不动摇”。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共同纲领》中确立了私营经济作为国营经济补充的地位，并明确了分工协作的方针。邓小平强调非公经济激发市场活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提出发展个体经济，吸收外资技术 ④ , 以先富带后富 ⑤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大蛋糕与合理分配并重。⑥ 一方面，重申“两个毫不动摇”，鼓励民营企业通过高质量发展做大社会财富总量；另一方面，通过完善三次分配体系和反垄断规制，化解资本无序扩张带来的两极分化风险。这标志着非公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进入了良性互动、规范发展的新阶段。
第三，特征分析：四维一体的互动逻辑。基于上述演进历程，新时代民营企业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构成了“矛盾性、工具性、协同性、平衡性 ”四维一体的互动逻辑框架。具体而言，这一互动逻辑呈现出清晰的辩证关系：一是正视矛盾性。在属性上，必须承认资本的逐利本性与共同富裕的共享本质存在潜在张力，需要通过法治化营商环境和分配制度进行规制。二是发挥工具性。在功能上，充分利用民营企业在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技术创新和财富创造上的独特优势，使其成为做大经济蛋糕的有力工具。三是强化协同性。在结构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发挥民营企业作为就业稳定器和创新动力源的作用，与国有经济形成互补。四是追求平衡性。在机制上，通过高质量发展和制度规范，将民营企业的资本逻辑引导至社会主义的价值逻辑之中，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二）不同阶段我国民营企业与共同富裕关系演进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程，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民营企业和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历经从受限、起步到深化的演进，可以划分为三个关键时期。
第一，计划经济时期（1949 — 1978）：单一公有制主导下的受限发展与基础奠定。这一时期，我国实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虽然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 ”成功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 ⑦ , 但是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及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导致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空间受限，不仅抑制了劳动者积极性，更造成生产力在
低水平徘徊与价格机制失灵。这种僵化的体制虽实现了低水平的平均主义，却延缓了共同富裕的实质性推进，呈现出制度奠基但动力不足的特征。
第二，改革探索时期（1978 — 1992）：公有制补充地位确立下的破冰突围与先富带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作重心转移至经济建设，生产力标准的确立为非公经济提供了理论破局。个体经济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确立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 ① , 获得合法地位。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 ② 。这一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先富 ”的基础，但由于政策调整尚处于探索期，城乡差距初现端倪，民营企业在推动生产力跃升过程中，尚未形成系统性的共富传导机制。
第三，市场经济时期（1992 — 2012）：重要组成部分确立下的高速增长与双重效应。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将非公有制经济提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激发了国民经济活力，③ 推动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翻倍增长和失业率降低，极大丰富了社会物质财富。但粗放型发展模式在推动经济大幅提升的同时，也产生了由于监管滞后和资本逐利性引发的城乡差距扩大、劳资矛盾凸显及生态破坏等问题。④ 这一时期，广大民营企业在共同做大经济总量的过程中，对共同富裕的作用表现为总量促进与结构失衡并存的复杂特征。
前三个阶段的探索表明，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释放出了巨大生产力，是推动国家走向富强的重要力量，不过其自发形成的资本逻辑要是缺乏有效引导，也容易引致贫富分化和生态赤字问题，这为新时代构建民营企业与共同富裕良性互动机制提供深刻历史镜鉴。
（三）新时代我国民营企业与共同富裕良性互动
对前三个历史阶段进行考察发现，我国民营企业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经历了从对立排斥到体制补充再到增长与协同共生的演变（见表 1）。进入新时代后，党中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在正视资本逐利行为带来风险的同时，也充分发挥其生产力功能，通过开展制度创新实现了二者关系的辩证升华。
基于上述演进脉络，新时代民营企业和共同富裕的良性互动是对既往发展模式进行扬弃，具体体现为四个层面的再升级。
第一，规制重构：政府引导资本有序发展，克服资本逐利与共同富裕的矛盾性。针对市场经济初期因放任增长导致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政府通过制度设计来主动驾驭资本从而化解矛盾性。党中央不再单纯追求 GDP 增速，而是创新性地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即通过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划定民营企业发展的底线，纠正资本在逐利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垄断与掠夺行为，从而使
表 1 我国民营企业与共同富裕关系的阶段性演进
得资本增值不再以扩大贫富差距为代价，实现民营企业的资本逐利性服务于共富目标的规范相容与有序统一。
第二，动能升级：激发民营企业发挥市场活力，放大其参与“做大蛋糕 ”的工具性。针对仍需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现实，民营企业充分发挥其灵活性与创新优势从而放大工具性。相较于改革探索时期拾遗补阙的辅助性定位，新时代民营企业的角色已升级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它们摆脱对低要素成本驱动规模扩张的路径依赖，转而通过技术创新攻克“卡脖子 ”难题，通过管理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同时，民营企业利用其高效率的资源配置能力，也精准填补了公有制经济在细分创新领域的空白。广大民营企业群体已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为共同富裕提供持续的财富增量与强劲的增长动能。
第三，结构协同：引导民营企业深度融入国家战略，强化与公有制经济的协同性。针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国家通过战略引导强化不同所有制经济间的协同性。在宏观层面，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命脉，把握共富方向；在微观层面，民营企业利用其覆盖面广以及渗透力强的特 点，深入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等国有资本难以全面覆盖的领域。在乡村振兴和“万企兴万村 ”等实践中，民营企业将自身发展深度融入共富战略，通过广泛吸纳就业与带动增收，有效补齐县 域与乡村发展的产业短板，激活区域经济的内生动力。这种“ 国企顶天立地、民企铺天盖地 ”互补格局的形成，标志着民营企业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升华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确立了其在缩 小城乡与区域差距中的关键作用。
第四，价值重塑：提倡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彰显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性。针对单独依赖市场机制可能引发的贫富分化风险，民营企业在三次分配的制度框架下，通过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实现平衡性。国家提供制度设计与政策支持，引导民营企业从被动的纳税人转变为主动的社会责任承担者。民营企业通过设立慈善基金、捐资助学及志愿服务等方式积极投身第三次分配，利用道德力量与自愿机制对社会财富进行补充调节，最终确立了其自身发展与共同富裕目标在制度框架下具有兼容和动态平衡关系，从而有助于实现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动态统一。
总的来说，新时代民营企业与共同富裕的良性互动实际上是克服资本负外部性同时最大化其生产力正效应的过程。这是对中国过去几十年实践经验进行的深刻总结，标志着借助非公有制经
济特别是民营企业助推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已从探索迈向成熟。
三、民营企业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
立足于民营企业与共同富裕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关系，构建以高质量发展与社会责任履行为核心的协同驱动框架（见图 1）。一方面，充分发挥民营企业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性与协同性优势，以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驱动社会财富总量扩张，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强化社会责任履行主动规制资本矛盾性并追求平衡性，依托优质就业、依法纳税及公益慈善等机制优化分配结构并缩小贫富差距，从而形成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动态统一，协同助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图 1 民营企业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路径图
（一）“做大蛋糕”机制：以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也是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物质前提。民营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微观主体，主要依靠两条路径为共同富裕夯实物质根基。
第一，依托市场配置资源机制，民营企业通过做大经济总量与充实财政蓄水池来强化富裕底座。一方面，民营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的市场机制驱动下，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推动经济总量持续扩张，并通过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将企业发展红利转化为居民收入增量，增加社会收入并为全体人民生存与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税收征管机制，将民营企业创造的巨额财富转化为国家财政能力，为政府进行转移支付、提供公共产品以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前提。
第二，发挥创新驱动发展机制，民营企业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与优化产业结构来拓展富裕上限。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民营企业已成为技术创新的核心主体，通过数字化转型、智能制造与绿色技术创新，不仅实现了自身的跨越式发展，更产生了广泛的技术溢出效应。这种由企业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避免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从根本上推高了社会整体生产力和财富积累上
限，为实现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二）“分好蛋糕”机制：以多层次分配促进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公平正义
在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中，民营企业是市场机制遵循者、政府调控配合者以及社会责任主动践行者，其通过深度参与三次分配构建起全方位促进社会公平的责任体系。
第一，民营企业参与初次分配，以市场化就业履行基本经济责任。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来主导，民营企业作为劳动力的主要用人单位，属于初次分配环节的实施主体。民营企业依靠自身庞大的体量和灵活的经营机制，吸纳了大多数城镇劳动就业人员，尤其是为进城务工人员和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提供了广泛获取收入的就业机会，履行了稳就业方面的基本社会责任。民营企业通过提供就业岗位与劳动报酬，把企业发展成果直接转化成劳动者工资收入，这种造血式分配机制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防止规模性返贫最直接有效的手段。
第二，民营企业配合再分配调节，以依法纳税与响应号召落实国家战略责任。再分配由政府来主导调控，民营企业在这一过程中是核心贡献者与积极响应者。在税收调节方面，政府依靠法律强制力开展税收征管工作，而民营企业通过依法诚信履行纳税义务，为国家财政提供了最为核心的资金来源，进而支撑起政府进行公共服务均等化调节的物质能力。在区域协调方面，政府积极制定区域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民营企业通过资本与产业跨区域流动进行响应。东部的民营企业通过“万企兴万村 ”等行动，把先进管理经验和产业链条延伸到中西部及农村地区，这种在政府引导之下由企业实施的要素配置方式，有效弥合了城乡之间以及区域之间的差距，体现出企业对国家战略所负有的责任担当。
第三，民营企业引领第三次分配，以公益慈善与价值共享彰显社会道德责任。第三次分配是基于道德信念所进行的自愿分配，民营企业在这一过程中是引领主体和创新力量，展现出民营企业“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 ”的精神。一方面，民营企业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依靠慈善捐赠、志愿服务以及结对帮扶等形式来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情况，成为社会财富调节方面的有益补充。另一方面，民营资本进入文旅、教育和环保等领域，极大丰富了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供给内容，充分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这种行为不仅实现了物质财富的有效流转，还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了互助共享的道德风尚，有力推动了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
四、“十五五”时期民营企业发展与责任双轮驱动的共富路径
虽然民营企业在推动共同富裕实现上能起到积极作用，不过当前其发挥作用仍面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初次分配结构性失衡、城乡二元壁垒尚未打破、区域发展不平衡、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以及第三次分配激励机制缺失等多方面制约。针对这些阻碍“做大蛋糕 ”与“分好蛋糕 ”良性循环的深层矛盾，“十五五 ”时期民营企业迫切需要完善内部治理并激发内生动力，从以下六个具体方面精准发力，以此构建高质量发展与社会责任共融的实践路径。
（一）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以产出效益与财政贡献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针对经济下行压力下企业造血能力不足问题，民营企业需坚持将高质量发展作为“做大蛋糕 ”的根本途径。一是企业向创新要增量。民营企业应摆脱要素驱动依赖，通过数字化转型与技术革 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与抗风险韧性，为社会财富积累提供持续动力。二是强化企业税收贡献与充实政府财政保障能力。在企业提升产出效益并合规纳税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机制将企业创造的财富转化为国家财政能力，从而为再分配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奠定坚实 的物质前提。
（二）完善民营企业内部分配：以技能认证与人才投资破解就业 / 收入结构失衡
针对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偏低与技能不足问题，需依靠民营企业内部治理变革，构建“资本—劳动 ”利益共同体。一是企业构建“技能—增收 ”链条。民营企业应主动加大对低收入员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投入，配合政府推广的技能认证体系，建立技能等级与薪酬挂钩机制，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从源头上提升劳动者收入获取能力。二是企业完善共建共享机制。民营企业应推广股权激励与员工持股计划，推动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让员工更多分享企业发展红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三）鼓励民营企业参与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以社会保障与生态文明协调物质和精神共富
针对精神文明发展滞后以及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问题，民营企业要在政府规划的引领指导之下推动价值创造维度的延展。一是企业要丰富社会服务供给。民营企业需在完善员工社保与福利的基础上，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有序进入教育、医疗、养老以及文旅等产业，以此弥补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短板，进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二是企业推行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企业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生产全部过程之中，借助绿色制造手段有效减少环境负外部性影响，从而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普惠性质的民生福祉。
（四）引导民营企业助力城乡融合：以产业下沉与要素流动缩小城乡差距
民营企业要针对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的痛点，借助市场机制去打破城乡之间的分割壁垒，以此促进城乡要素实现双向流动和深度融合。一是企业要推动产业下乡。依托政府所倡导的“万企兴万村 ”等相关行动，民营企业要把资金、技术以及管理经验引入到农村地区，通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与乡村旅游来激活农村的内生动力。二是企业要畅通双向流动。民营企业可以搭建起城乡供应链网络来解决农产品上行难题，还可以吸引城市人才返乡就业并以产业融合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双向流动。
（五）推动民营企业加强区域联动：以产业联盟与创新共享弥合区域断层
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民营企业需要在更广空间尺度上优化资源配置，以此来响应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一是企业要构建跨区域产业链。鼓励发达地区的民营企业借助飞地经济和共建园区等形式，把自身成熟的产业链向欠发达地区进行延伸，以此带动区域经济实现梯次升级。二是企业要推动创新要素共享。民营企业要带头搭建区域人才交流平台和产业创新联盟，以此达成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的跨区域流动，进而突破行政区划的约束，最终缩小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
（六）引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以长效机制与行业协同深化三次分配
针对第三次分配中存在的参与渠道受限以及激励不足问题，需要构建起“政府引导、企业自觉、社会协同 ”的责任共担机制。一是政府要完善长效激励与监督体系，企业要实现公益专业化发展。政府要凭借税收激励和表彰举措促进企业参与公益且加强监管，民营企业应该设立基金会或者慈善信托以推进公益专业化并提升透明度。二是企业要重塑社会价值与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民营企业要将社会责任纳入自身核心战略，通过义利兼顾方式达成商业与社会价值共赢，同时发挥行业协会积极带动作用，推动企业把参与三次分配变为提升竞争力的自觉行为。
综上所述，新时代民营企业既是通过高质量发展“做大蛋糕 ”并夯实富裕物质基础的关键力量，也是通过参与完善分配机制分好蛋糕进而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抓手。这一双重职能的有效发挥，标志着民营企业已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引擎转变为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主体，体现出资本增值与社会责任担当的有机统一。因此，步入“十五五 ”时期，必须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要依靠制度规范与政策引导，推动民营企业走好效益与公平兼顾、发展与责任并重、物质与精神同步的共同富裕道路。这不仅是民营企业实现自身基业长青的必由之路，也是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念并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