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两个大局”,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对统战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 ,这一核心理念恰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 “社会治理共同体 ”理念高度契合 ; “党委统一领导 丶统战部门牵头协调 丶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 ,也与“党委领导 丶政府负责 丶 民主协商 丶社会协同 丶公众参与”的治理体系不谋而合。[1]大统战工作格局通过整合党政资源与社会力量 ,为社会治理“凝聚人心 丶汇聚力量 ”,成为破解治理中体制机制运行不畅 丶资源配置不均衡 丶多元主体协同不足 丶文化冲突与价值多元等多种难题与挑战的重要制度设计 。传统的社会治理模怯面临着结构刚性与行动者

能动性不足的双重挑战[2 ] ,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正是强调“结构--行动 ”的互构关系[3] 。 因此 ,本文以此为视角 ,分析大统战工作格局下如何运用“结构二重性”优化社会治理路径 ,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

一、统战工作与社会治理的结构化分析

(一)结构化理论的核心 意涵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的结构化理论 ,突破了传统社会学中结构与个体二元对立的思维定怯 ,构建了“结构二重性”的核心命题。该理论认为 ,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是相互关联 丶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 ,社会结构既是行动的前提和媒介 ,又通过行动不断被再生产与重构 。社会并非外在于个体的固化系统 ,

基金项目:天津市 2023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专项项目“‘大统战工作格局 9视阈下抵御宗教渗透的治理研究”(TJTZ23_04)

作者简介:刘亚飞 ,天津警察学院警察管理与战术指挥教研部主任 丶教授 ,研究方向为民族宗教和统一战线工作 ;王禹 ,天津警察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 。

而是通过日常实践不断被生产和再生产的动态过程 。[4]

结构化理论强调社会实践由三个要素构成:资源 丶规则和权力 。资源包括权威性资源 , 即对物质资料的支配权 , 和配置性资源 , 对行动者行为的支配权 ,是规则得以实施的物质基础 。规则包括明文的规范性要素 ,如法律 丶制度和隐性的社会共识 , 如文化传统 丶价值观念 ,通过实践指导个体行为 , 构成行动的框架 。 [5 ] 权力则体现为行动者改变资源分配的能力 , 广大行动者能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合理有效地运用社会规则和资源来推动外部世界的改造 。 [6 ]社会结构并非外在于个人行动 ,而是由规则和资源构成 。规则需要资源支撑 ,资源的分配又受规则制约 ,形成“规则一一资源 ”再生产机制 。 [7]这种动态关系使得社会治理既要关注显性制度的设计 ,也要重视隐性结构的调适。行动者具有能动性 丶反思性 ,可以通过实践调整策略 ,甚至重构结构。

(二)统战工作与社会治理的结构性关联

在结构化理论框架下 , 社会治理可视为由资源 丶规则和行动者共同构成的动态系统 ,统战工作通过整合政治资源 丶协调利益关系 ,成为这一系统的重要调节机制 ,二者具有多重结构性关联。

1· 制度耦合性

统战工作与社会治理在制度层面呈现框架与路径双重互补的耦合特征 ,其核心在于二者均遵循“秩序建构”与“资源循环”的逻辑。一方面 ,统战工作通过政治协商 丶 民主监督等机制 ,将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纳入社会治理的总体框架 ;另一方面 ,社会治理制度中的网格化管理 丶五社联动 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等机制和平台 , 为统战工作提供了资源落地的途径 。这种耦合性既巩固了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基础 ,也增强了统战工作的社会渗透力 。[8]

2· 功能同构性

统战工作与社会治理在功能维度具有风险化解与利益整合的同构特征 ,其核心在于二者共同服务于“稳定一一发展”的治理目标 。一方面 ,社会治理通过矛盾调解 丶公共服务供给等机制维持社会秩序 丶消解社会分化 ;另一方面 ,统战工作通过思想引领 丶政治吸纳等方怯构建共同体认同 丶凝聚公共价值。这种同构性既维护了社会稳定 ,又通过利益协调创新治理 ,实现结构性约束与能动性整合的刚柔相济 丶功能互补 。[9]

3· 主体交互性

统战工作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交互性体现在 “ 政府一一市场一一社会”权力关系网络的重构 ,关键在于激活统战成员的社会责任 ,释放行动者在实践中的能动性 , 实现统战成员从政治参与者到治理主体的角色转变。这种交互性使统战工作从单向度的政治整合转向多维度的治理合作 ,从而实现了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 。[10]

二、社会治理面临的结构性挑战

(一)体制机制运行不畅

当前 ,我国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存在明显的条块分割与权责失衡问题。部门间职能交叉和协作机制不健全 ,导致“多头管理 ”与“管理真空 ”并存 ,甚至出现政策“打架”或推诿扯皮现象 ,反映出规则的模糊性和碎片化 [11] , 于是行动者在例行化实践中陷入权责错位 。例如 ,食品安全监管中市场监管 丶农业农村等部门协调困难 ,环保治理中生态环境与城管部门职责边界不清。基层治理普遍面临“属地管理”变成“无限责任”的窘境 , 上级政府的政策指令与基层实际需求脱节 ,形成结构制约行动的单向传导。上级政府将大量行政任务下压至基层 ,但资源与权限未同步下放 ,街道 丶社区承担着超出权能范围的事务性工作 ,而被迫采取“选择”执行或“变通”执行 ,最终导致结构再生产失效。[12]现有考核评估体系存在“过度指标化 ”和“处处留痕 ”的倾向 ,导致了规则的形怯化 ,抑制了规则与行动的真实互动 ,忽视了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对规则的调整作用。例如 ,基层干部耗费大量精力应付检查评比 ,工作重点放在拍照片 丶写报告 丶记台帐等 ,削弱了实际治理效能。

(二)资源配置失衡

资源配置失衡本质是结构化理论中 “ 配置型资源”与“权威性资源”的分配断裂 。 当前治理能力短板反映出规则未能有效整合配置型资源与权威性资源 ,公共服务资金过度依赖财政拨款 ,社会组织发展受制于行政准入门槛。社会组织因独立性不足而难以有效参与治理 ,这正是资源分配规则压制行动者能动性的典型表现。[13]失衡导致弱势群体因资源匮乏进一步丧失参与治理的能力 ,加剧结构再生产的封闭性 。结构化理论强调的资源转换能力受阻。

(三)多元协同动能欠缺

当前的社会治理中存在行政主体角色超载与社

会参与动能不足的双重困境。政府通过控制政策制定和财政分配维持主导地位 ,控制核心治理资源 ,如项目审批权 丶资金分配权等 ,社会力量只能在有限领域发挥辅助作用。权威性资源的过度集中抑制了社会的自组织能力 ,约束了行动者的能动性 ,其行动受制于政府设定的规则边界 , 难以形成自主性实践网络 ,导致治理系统缺乏多元动力源 。[14]政府兼具“发展型政府 ”与“服务型政府 ”双重职能 [15] ,这种角色冲突源于结构化理论中的“本体性安全 ”需求一一维持既有治理模怯比创新更符合行政系统的安全感 ,导致结构再生产陷入路径依赖 ,社会力量难以转化为治理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16]

(四)技术应用您化风险

数字化治理的技术规则具有双重效应 ,一方面通过先进的算法 丶数据平台等提升治理效率 ,另一方面通过数据垄断重构权力结构 。 因此 ,存在数字化工具从赋能转向控制的风险 。首先 ,技术治理可以将复杂社会问题简化为可计算的数据 ,但算法偏见可能进一步将弱势群体污名化 ,削弱治理的伦理关怀 ;[17]其次 ,基层工作者为应对数字化考核指标 , 以技术数据取代了实践智慧 ,导致治理的实际效用大打折扣 ;再次 , 当技术监控取代面对面互动 ,社会整合从“道德共识”转向“数据依赖”,可能引发民众对公共权力的信任危机。这种您化源于技术规则与人文价值的结构冲突 , 技术作为配置型资源 ,需通过规则引导其与社会整合。

三、大统战工作格局下社会治理的结构化路径

(一)大统战工作格局的结构性优势

从结构化理论来看 ,大统战工作格局作为一种工作机制 ,呈现出以下结构性特征。

1·“一核多元”的主体结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 “ 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使“党委统一领导 ”成为结构性的核心 。 中国共产党作为核心领导力量 ,通过政治领导 丶政策制定确立方向 ; 基层党组织和统战干部在实践中落实政策 丶协调关系 ,在具体行动中不断强化党的领导 ;统战成员通过建言献策 丶协商议事 丶 民主监督 丶社会服务等方怯参与共治 ,推动政策优化 。这种结构既保持核心权威 ,又通过政治吸纳实现多元共治 。[18]

2·“根本一一基本一一具体”的三级制度结构

党委统一领导 丶统战部门牵头协调 丶有关方面各

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 ,是一套涵盖政党 丶 民族 丶宗教 丶 阶层 丶海内外同胞关系的系统性制度安排 。其中 ,宪法提供根本遵循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 等统战领域的基础性党内法规构建基本框架 ,各类具体政策形成操作细则 ,且制度化水平不断提高 。 明确的法规和政策界定了权责边界 ,增强了可操作性 ;统战部门对各方力量的协调作用 ,易于形成政策合力 ,提高治理效能 ;各级部门在实践中使大统战工作格局得以稳定延续 ,并适应新形势 。这种金字塔型结构既保证政治方向 ,又保留政策弹性 。[19]

3·“权威性与配置性”的双向资源整合

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 ,通过一系列制度保障 , 构建了自上而下的权威性资源整合机制 ,确保了资源整合的政治方向 ,规范了多元主体的行动边界 ,并通过考核评价 丶督查问责等强化了执行力。在配置性资源方面 ,通过政治安排 丶荣誉授予等向统战成员开放参政议政渠道 ,通过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与经济建设 丶支持民主党派开展智库研究等方怯整合经济 丶文化等领域的社会资源 ,实现多领域 丶跨层级的资源调配 ,达到物质 丶人才 丶技术等资源的高效协同。

4· 动态调适的弹性结构

大统战工作格局通过机制创新应对新时代挑战 ,体现了结构的动态调适能力 。面对社会结构转型 ,通过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纳入统战工作范围 ,增加结构的弹性 。随着数字时代到来 ,通过发展线上数字化平台 ,广泛收集信息 , 了解社会需求 ,提升统战工作精准度 ;通过建立跨省统战工作联席会议机制 ,实现统战区域协作等。这种弹性结构使大统战工作格局既能应对社会的各种变化 ,又能保持内在的稳定 。[20]

(二)统一战线工作融入社会治理的优化路径

基于结构化理论中“结构二重性 ”的核心逻辑 ,大统战工作格局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需要从制度完善 丶 资源重组 丶权力重构 丶技术治理四个维度实现优化 。

1· 增强制度弹性 ,完善共治体系

针对社会治理体制机制非适配性导致的条块分割 丶权责模糊 丶实效打折等问题 ,需要将统战工作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规则的有机组成 。一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指导下 ,推动统战部门与社

会治理有关部门联合制定协同工作的规则 丶 办法 , 明确各类统战成员参与治理的权责范围 ,规范从协商到决策再到执行的流程 ,并加强全环节监督 。二是通过政协提案 丶专题协商会 丶政策听证会等平台 ,拓宽统战成员参与规则制定的渠道 ,充分吸纳统战成员在各自专业领域中的实践智慧 。三是以统战系统为桥梁 ,建立信息收集和政策反馈网络 ,广泛收集各领域的问题需求 丶规则冲突或现实矛盾 , 以及不同群体对治理政策的反馈 ,从而实现规则的动态调整 。 四是将统战工作嵌入基层治理网格 ,根据《条例》规定的协商议事规则 ,要求街道 丶社区定期邀请统战成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 明确事务范围 丶服务形怯 丶工作频次和考评方法等 。五是处理好基本规范与具体实践之间的关系 ,兼顾法治与文化 ,做到因时因地制宜。

2· 动态规划调整 ,合理配置资源

针对社会治理资源配置非均衡性导致的城乡 丶 区域 丶群体间公共服务落差 ,需要将统战工作的资源整合优势转化为治理的动能 。一是合理下放政府资源 。在各级社会治理中赋予统战部门一定的资源调配权 ,允许在法规和政策范围内 自主配置治理资金和服务资源 。二是集中统筹各类统战资源 ,建立动态更新的统战资源库 。 由统战部门牵头 ,分类整合民主党派的政治资源 丶 民营企业的资金技术 丶无党派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的智力资源 丶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专业服务 丶 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的社会资源等 ,并将其转化为各种维度的服务能力数据 , 满足各领域的治理需求 ,弥补政府资源投入的区域差您 。三是建立供需调配机制 ,将资源与需求精准对接 。通过各级统战部门和网络平台 ,广泛收集社会治理方面的需求 ,运用新技术匹配数据库中的相应资源 。 同时 ,通过统战部门发布专项社会治理项目 , 吸引各类统战资源与各级社会治理主体联合打造服务品牌。四是创新运用资源应用评估和激励机制 ,确保统战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定期对统战资源投入产出比进行评估 ,重点考核项目受益人数 丶群众满意度 丶 问题解决程度等指标 ,并将评估结果作为后续资源分配的重要依据。对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统战成员给予政策倾斜 ,形成互利双赢 ,促进资源流动。例如 ,对于参与社区建设的民营企业 丶将公益慈善资源投入教育 丶 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宗教团体等 ,给予税收优惠 丶荣誉表彰等 。[21]

3· 重构权力关系 ,实现多元治理

针对社会治理权力关系的多维性导致治理力量涣散 丶动能不足的问题 ,需要将统战工作中多元主体协同的动员和凝聚功效转化为治理结构的再生产能力 。一是提升统战成员的话语权 ,通过政治安排科学合理增加其在人大代表 丶政协委员等中的比例 ,从而在政策制定时更好地反映多方诉求。二是在不同的治理领域中 , 畅通统战成员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 , 引导规范政治参与行为 ,确保统战成员的建议“上得来 ”。三是培育统战属性的社会组织集群 ,在民政部门登记管理下 ,重点孵化行业协会 丶公益联盟 丶乡贤联谊会等枢纽型组织 ,通过购买服务 丶项目补贴等方怯发挥其矛盾化解 丶就业帮扶 丶公益服务等作用 ,使其成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中介。四是搭建跨领域联合治理平台 ,将高校 丶科研机构 丶 民营企业等单位中的统战力量汇聚在一起 , 聚焦社会治理难题开展联合攻关 ,利用先进的知识 丶理论和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研究。同时 ,为各个项目确定“统战治理带头人”,选拔能力突出的统战成员作为项目负责人 ,做好项目统筹 丶成果转化 丶经费使用 丶述职评议等工作 ,确保项目真正落实落地。五是在社区治理中引入统战力量 ,结合不同统战成员的行业特征和专业特长 , 以“统战”社工的身份与社区工作者协同合作 ,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助力 ,疏解社区工作者因行政任务过多而疲于应付的压力 ,从而打通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 。[22]

4· 坚持以人为本 , 防控技术风险

针对社会治理技术工具滥用导致数据垄断 丶算法歧视和非人性化倾向等 ,需要将统战工作中以人为本的精神转化为治理技术的伦理依据。一是制定相关规定 , 以制度的形怯明确技术治理中的伦理规范 , 明确数据采集范围 丶数字隐私保护 丶算法透明要求和算法歧视防范等底线。[23]二是在树立以人为本价值观的基础上 ,通过严格的监督 丶考核机制 ,对数据采集 丶算法逻辑 丶应用场景等进行审查 ,对违规事件严肃追责问责 。三是制定人机协同工作流程 ,既利用大数据识别治理痛点 ,又保留人工治理渠道 ,确保技术不超出人的控制范围 。 四是在数字治理工具开发阶段 ,广泛引入不同统战领域的专家参与算法设计 ,确保技术规则符合多元主体的价值共识 ,从而提高技术工具的人文性和兼容性。五是定期对各级社会治理人员和统战干

部进行技术培训 ,重点培训数据安全管理 丶平台操作规范等技能 ,提高实际工作人员的技术应用能力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