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丶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规律 ,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机理。习近平文化思想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之魂同中

华优秀传统之根 ,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文化根基。从魂脉和根脉相结合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逻辑内涵 ,分析其中蕴含的本质论 丶价值论 丶条件论和方法论多重论域 ,对深刻领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21 世纪视域中的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和帝国主义本质新表现研究”(23&ZD326) ;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创计划“毛泽东传统文化观的范怯探究:理论 丶认知与方法论多维分析”(2025_KY_010)

作者简介:王珂 ,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周淼 ,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 国外左翼思想研究室主任 , 中央马工程重大项目 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 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常务理事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丶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理论 。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精髓具有重要意义。

一 、本质论 : 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同传统体用思想相结合的哲学思想

“ 明体达用 丶体用贯通 ”,这一点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与传统体用思想在哲学层面的创造性融合 ,深刻揭示了实践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意义建构关系 ,实现了抽象与具体 丶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辩证统一 ,从而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实质。

一是实践主体及主客体之间意义关系的内在联系。在具体事物之自身层面 ,传统体用思想表现为“主体 ”与“效用 ”的关系范畴 。“体 ”意指主体 丶形体等 ; “用”意指作用 丶效用等。诸如 ,“万物同宇而您体 ,无宜而有用为人 ”[1] , 意为万物形态各您 , 没有固定的用途 ,却对人都有帮助 ,这揭示了不同的实践主体以及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 。具体到文化 , 同样遵循这一客观规律 ,它体现为文化主体性与文化价值的内在联系 。实践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核心 ,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 ,精神文化的生产不是一个纯粹的意识过程 ,而是超出意识活动改变实践主体及其他存在物状态的实践活动。马克思在早期摆脱唯心主义迷雾时 ,是基于实践和实践主体来把握文化 ,并进一步探究了文化对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的功能作用。马克思文化理论还揭示了这种主体性和功能性的内在联系 ,指出文化价值功能的有效发挥需要建立在坚持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 。换言之 ,一个民族丧失了文化主体性 ,那么民族文化的价值功能便无从谈起。

二是抽象与具体的深刻认识 。在认识活动层面 ,传统体用思想表现为“本质”与“现象”的关系范畴。这里的“本”是指本原 丶本质 , 即一切事物的本质性内涵 ; “ 用 ”是指现象 丶表象 , 即具体事物的偶尔性现象 。 比如 ,朱熹的体用论继承了程颐“至微者理也 ,至著者象也 。体用一源 ,显微无间”[2] 的体用思想 ,认为“本体之体 ”是指形而上的天理 ,万物的形气实存及运动变化则为其用。理作为体 ,其用为象 , 即经验现象。显然 ,传统体用思想揭示了事物本质与现象的规律性认识。具体到对文化的理解 ,这要求我们在复杂多变的文化现象中把握文化的本质规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同样包含着对文化发展本质规律的深刻认识 ,蕴含着本质与现象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指出 ,在人的思维活动中

要经过从具体到抽象 ,又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 ,才能达到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 。基于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以资本主义文化现象作为逻辑起点 ,从中揭示出文化产生与发展的本质 ,进而指明资本主义文化您化下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一构建更为先进的文化形态 。更为重要的是 ,马克思始终强调要运用抽象得来的文化的本质认识 ,对不同的文化形态进行深刻说明和改造。这与中国传统体用思想中关于本质与现象的关系范畴契合 ,实现了对人类文化发展认识的伟大超越。

三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辩证统一 。在实践层面 ,传统体用思想表现为“ 内在原则 ”与“外在手段 ”的关系范畴 。“体”为人的认识中内在的根本原则 ,“用”为根本原则外显的实践方法 ,所谓“ 中体西用”就是这对范畴的鲜明体现 。从这一意义来看 ,传统体用思想中既包括宏观层面的规律性认识 ,又包括具体层面的实践方法。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中同样有着理论与实践 丶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资本主义文化的基础上 ,形成了对世界文化发展规律的普遍性认识 ,这些认识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内容 。然而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不仅要求“解释世界”,更要“改变世界”。

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深化了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还明确了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路径 ,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同传统体用思想二者结合从可能变为现实的有力证实 ,实现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统一 。对此 ,要从两个方面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 丶体用贯通”的本质特征。一方面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化了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一般规律的认识 , 即为“明体”。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为:关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论述 丶关于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等 11个方面所作的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 ,实现了关于文化建设和发展规律的理论创新 。另一方面 , 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路径 ,擎画了文化强国建设的未来蓝图 , 即为“达用”。这涉及文化建设和文化工作的各个领域 ,包括国内与国外 丶传统与现代 丶 内宣与外宣 丶线上与线下等 , 总结为“七个着力 ”的重要要求 。这 11 方面的重要论述和“七个着力”的重要要

求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 , 体现了 “体 ” “ 用 ”统一 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精神实质 , 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二 、价值论 : 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同传统民本思想相结合的价值旨归

“ 以人民为中心 ” 的文化工作导向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征 , 也是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根本要求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人民至上 ,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 ,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3] , 从不同向度阐释了文化领域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要求 ,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和人民史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本思想相结合的综合提炼。

马克思主义将人类解放和人的 自 由全面发展视为最高价值目标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 ”[4] ,包括文化领域在内的一切活动 ,本质上都是为了人民 丶依靠人民。从现实的人出发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回答了文化文艺创造“从何而来 ”以及“谁来评价”的基本问题 。恩格斯指出 ,“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 , 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5] 。对于文化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问题 ,马克思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主体和价值评价主体的统一 ,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 9和‘不够资格 9 的唯一判断者 ”[6] 。列宁指出 ,社会主义文化“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 ,不是为百无聊赖 丶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 9服务 ,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 ,为这些国家的精华 丶 国家的力量 丶 国家的未来服务 ”[7]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文化问题的重视与探索不仅停留在现实批判的理论层面 ,还贯穿于整个无产阶级解放实践和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伟大事业。在他们构想的未来社会中 ,“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 ”[8] 。这个社会“就是生活本身 ,也就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丶人的道德 丶人的活动 丶人的快乐 丶人的实质 ”[9] ,既包括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 ,也包括精神文化财富的充分发展。概言之 ,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人民 ,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的价值遵循。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是影响中国历史形成发展的重要文化板块 , 深深凝结在中华文明的基因血脉之中。尽管传统民本思想与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民主和人民观存在本质差别 ,但依然能从中隐约视见“人之文化”的价值本性 。这也正是二者在大方向上能够基于

民主和人民 ,实现联结的因素之一 。从传统民本文化中的重民思想来看 , 无论是 “ 君舟民水 ”(《荀子.王制》) 丶“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 丶“得其民 ,斯得天下矣 ”(《孟子.离娄上》)的精神内涵 ,还是轻谣薄赋 丶休养生息的政治实践 ,都充分反映了统治者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从利民富民思想来看 ,“必先富民 ”(《管子.牧民》) 丶“货藏于民 ”(《管子 . 山至数》)等治国理论 ,其目的在于改善民生 ,巩固执政地位 。这不仅强调民众在物质生活上的改善 ,也极其重视精神层面的德性教育 ,反映了以思想文化上的教化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传统治理模怯 。例如 ,贾谊论证了民众教化与富国富民的密切关系及其重要性 , 曾言道 ,“夫民者 ,诸侯之本也。教者 ,政之本也。道者 ,教之本也。有道 ,然后教也。有教 ,然后政治也。政治 ,然后民劝之 。民劝之 ,然后国丰富也”[10]。其中所蕴含的民本元素和富民思想 ,对于实现全体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从尊民顺民思想来看 ,古代中国的名篇佳作充满了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和关怀 , 提醒统治者要顺应民心 ,“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 ,斯得民矣”[11] 。然而 ,传统民本思想虽然内含民主元素 , 但究其根本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一种管理手段 ,而非制度建构 ,也未能内生出真正的民主形怯。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人民观将民主真正建立在现实的经济政治制度根基之上 ,突破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制度藩篱 ,为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发展提供了超越时空的科学指引。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 ,是根植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下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同传统民本思想相结合的现代重塑 ,也是为人民服务宗旨和群众路线落实在文化领域的最新表达 。一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 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目标靶向 。“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 丶多层次 丶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12]这既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明确目标 ,也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文化领域显现的根本底色。二是以人民为创作主体和服务主体 ,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的创作方向 。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发展了 “文化根植于人民”的人民观 ,指出“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 ,只有扎根人民 ,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 丶用之不竭的源泉”[13]。同

时 ,强调要进一步实施文化惠民政策 ,让人民群众获得更多的文化选择和更优质的文化享受。三是坚持以人民群众的认可度与满意度作为文化检验标准的评价指向。“衡量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 ,最重要的不是看经济效益 ,而是看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 丶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14] 习近平文化思想站在人民至上的价值基点 ,确立了人民群众在文化评价中的重要地位 ,实现了人民评价文化和人民享受文化的紧密结合。

三 、条件论 :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同传统大同思想相结合的社会理想

推动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和文化繁荣发展 ,要创设和谐的文化环境和有利的文化条件 。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 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 为我国的文化建设的发展创设了有利的空间境遇 。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性在当今世界人类普遍交往的发展过程中得以证实 , 是科学审视未来文明发展的理论武器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 ,从本质特征来看 ,世界历史是在生产力发展下“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各民族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代替了原先封闭狭隘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基于此 ,各民族文化遵循着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 , 愈发呈现出一种相互交融的共性。从发展动力来看 ,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下基本矛盾的全球扩展是世界历史生成的主要动力 。从必然趋势来看 ,世界历史是一个客观演进的历史过程 ,其必然趋势是建立人类社会的 “ 真正的共同体”一一共产主义社会 。到那时 ,世界文化体现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文化领域的显现。

天下大同 丶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的鲜明立场 。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存在契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关联 ,从根本上说都致力于建立一个更为合理的社会 ,实现人人平等 丶各得其乐的理想社会 。从这一点来看 ,无论是道家提倡的人人“甘其食 ,美其服 。安其居 ,乐其俗”(《老子.小国寡民》)的美好愿景 丶还是儒家追寻的“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的大同社会 ,抑或“太平世”中“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公羊传》)的世界大同 ,都体现把“追求平等

和公平的社会视为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的这样一种文化精神和价值诉求 [15] 。 明清之际大同观念持续演变 ,为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创造了更广泛的发展条件 。这一时期以方以智为代表 ,主张整合中国与欧洲 丶 印度的不同文化 ,初步形成了以世界大同为框架认识和融汇世界多元文化的朴素设想。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最终目标存在精神文化层面的内在关联 ,但不同的是 ,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世界史观基础上的“科学之科学”。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 ,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传统大同思想 ,二者的有机结合为中华文化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思路。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宏阔的全球视野 ,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叙事 。 以坚持开放包容 丶提倡文化多元 丶秉持胸怀天下 ,为中华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其一 ,坚持开放包容 ,拓宽民族文化交流之道 。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得益于开放包容的文化立场 ,使得中华文明能够在文化交流交往中汲取养分。面对当前世界文化交融激荡的局面 ,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促进文化交流的中国方案 ,“树立平等 丶互鉴 丶对话 丶包容的文明观 ,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 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 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6]。这科学回答了文化交流的方怯方法和目标要求 ,拓宽了文化交流之道。其二 ,提倡文化多元 ,推动世界文化格局重塑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 , 因交流而互鉴 , 因互鉴而发展。”[17]承认和尊重文化多样性是文化交流 丶互鉴以及发展的根本前提 , 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化多样性为基础 , 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根本取向 ,反对西方文化强权逻辑下的霸权主义 ,坚持“各方应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怯多样化”[18] 。其三 ,秉持胸怀天下 , 阐释人类文明的共同目标 。“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 , 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 ,为人类求解放。”[19] 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求解放的价值追求 , 以胸怀天下的情怀将人类文明的前途命运和人类解放的目标使命相结合 ,集中凝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立足把自己的事做好 ,为中华文明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也在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 , 向世界阐释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目标 ,努力把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四 、方法论 : 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思想同传统政教关系相结合的思维方法

文化是政治安全的前沿阵地。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 ,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与传统政教关系相结合的现代语境转化 ,为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方法论指引。

文化领导权问题不是单纯的文化问题 ,而是关乎国家 丶 民族和政党兴衰成败的政治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文化一一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未明确提出“文化领导权 ”的概念 ,但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 , 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 , 因此 ,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 ,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20] 。这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发挥的主导作用 ,揭示了文化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列宁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逐渐确立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思想 ,概括出“正面灌输引导 ”和“斗争错误思想”两条实践经验 。列宁的文化领导权分析与社会阶级建立了密切联系 ,更加凸显了文化领导的政治意义 。葛兰西明确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概念和理论 ,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维度 , 主张实施一种以广泛认同为基础的维护政权稳定的战略方法。葛兰西将这种战略方法扩大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当中 ,从市民社会出发强调权力语言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渗透。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是发挥无产阶级主观精神的科学指导 ,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中国政治秩序也存在着国家治理与思想文化领域统治之间的张力与和谐 ,可被概括为传统政教关系的二元架构。传统政教关系在狭义上体现的是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权力中心与体制化的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 ;广义上对这一范畴进行理解 ,应该摆脱宗教化的认知限制 ,从更广阔的文明视野认识政治与教化所构成的不同的秩序力量。我们可从中国传统儒家文明中把握更适宜中国历史与文化特征的政教形态 。汉代 ,儒家文化便作为塑造国民文化和政治认同的精神根基 ,成为统治者教化民族的工具 , 为巩固统治者的

政治权威提供伦理支持。这也折射出传统政教关系与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思想之间存在一定共性 , 即思想文化上的统治是巩固政治领导权力的关键。除此之外 , 中国传统政教关系的“教”强调的是一种教化活动和力量 ,这种教化力量与某些历史时期的政治变革运动息息相关。恩格斯曾言:“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您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 ,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21]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反对封建制度的人民起义虽然剥去了“那一层神圣外衣”,但往往同时还要借助种种教化思想作为动员和宣传的手段 。例如 , 中国历史上的黄巾起义 丶 白莲教起义等。从这一点来看 ,政治领导权力的争夺仅仅依靠武装斗争是不够的 ,还要以思想文化上的认同和接受完成文化领导权上的建构 ,实现文化领导与政治领导的统一。

历史和现实证明 ,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是夺取政权和实现政权稳定的重要条件。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论述 ,荟萃了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思想与中国传统政教关系的理论精华 ,从政治领导 丶思想领导和重点保障三个层面为新时代文化领导权建设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其一 ,政治领导在于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推动革命政党对文化领导权的现代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思想认为组织化的政党是夺取国家文化领导权的关键 ,发挥着领导力量和教育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同样强调党在文化领导权中的组织领导作用 ,指出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22] ,“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丶管理权 丶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23] 。这体现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及其重要性的科学把握和深刻认识 ,为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核心保障 。其二 ,思想领导在于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加强主流话语对话语秩序和文化治理的“强建构”。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需要形成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意识形态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24]与此同时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 ,形成了一系列诸如“ 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流话语 。这种凝聚群体共识的文化向心力 ,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人民群众中内化于心 丶 外化于行 ,实现多元价值观的有机结合 。其三 ,重点保障在于完善体系建构 , 打造现代信息化条件下的文化安全空间体系 。守好数字化 丶智能化条件下的文化安全和舆论主导是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题中之义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体系建构 , 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重视数字化发展下的网络文化工作 , 强调健全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 丶全媒体传播体系 丶 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等 , 这不仅构筑了互联网空间中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全方位 丶 立体化的空间体系 , 更是为新时代文化安全建设提供了方法论指引与实践路径 。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魂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有机结合。从本质论 丶价值论 丶条件论和方法论的多重论域剖析习近平文化思想中魂脉与根脉的有机结合及其具体表现 ,有助于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奠定坚实的学理基础 ,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