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
2014 年 3 月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① 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也为重新审视不同文明之间的技术传播与历史互动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人类文明“百花园 ”中，中华文明曾以其璀璨的科技成就贡献了独特的智慧。其中，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 四大发明”，无疑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文明的杰出代表。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四大发明的历史地位有所认知，但关于其如何作为关键性的“文明互鉴 ”媒介，具体而深刻地参与到欧洲社会变革与近代科学兴起的结构性进程之中，如作用机制、路径与程度等，仍存在进一步深化的空间。既有研究往往将四大发明视为一组既定的“贡献清单”，而相对忽略了其作为一个动态的、跨越欧亚大陆的技术传播系统，如何与欧洲特定的社会、
经济与知识条件发生“化学反应”，进而催生革命性变革的深层逻辑。对这一问题的追问，不仅关乎对中华文明世界性贡献的准确评价，更关乎在全球史视野下，如何理解近代世界形成过程中多元文明互动的复杂图景。 自 16 世纪以来，关于四大发明外传及其影响的研究已经形成经典脉络：培根率先富有洞见地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 ”①；马克思进一步论断三者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摧毁骑士阶层、指南针开辟世界市场、印刷术成为科学复兴的强大杠杆；② 此后，经由卡特、李约瑟、潘吉星、钱存训等中外学者 ③ 的持续耕耘，四大发明的中国起源、西传路径及其在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与军事革命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得到日益清晰的揭示。 目前学界基本形成的共识是：四大发明经战争与商贸西传，造纸术降低知识成本、印刷术推动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指南针开启大航海时代、火药瓦解封建军事体系，共同为欧洲近代化转型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物质与知识基础，推动欧洲向近代社会转型。
然而，既有研究在系统性整合文明交流互鉴理论、深入剖析“技术—社会 ”协同演化机制，以及回应当前全球科技史研究的前沿关切方面，仍留有深化与推进的余地。本文旨在立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宏观视角，在梳理四大发明外传史实的基础上，着重聚焦于以下核心问题：四大发明作为一种“外源性 ”技术集群，是如何被欧洲社会吸收、改造并内化为其自身变革动力的？它们与欧洲近代科学的兴起之间，存在着怎样具体而微妙的多重因果链条？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本文期望能超越“贡献论 ”的简单表述，从而在学理层面深化对技术迁移、文明互动与历史转型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解，凸显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演进历程中所扮演的积极能动角色。
二、造纸术西传与欧洲知识载体的革新
纸张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由于纸张的出现，人类的历史记忆更为便捷，结绳记事、在甲骨和金石简帛上记事成为历史。《后汉书》作者认为是东汉宦官蔡伦于公元 105 年发明了纸张，但已有研究证明，早在西汉时中国人就掌握了造纸技术。④ 纸张的发明和造纸术的不断完善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从而为中国的历史记忆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而造纸术的西传，彻底打破了此前欧洲书写材料昂贵、稀缺、笨重的局限，为知识普及、文化复兴与近代文明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
中国四大发明的西传与唐朝和大食国的一次著名战役有关。公元 7 — 8 世纪阿拉伯人建立的伊斯兰国家崛起于阿拉伯半岛，而后向东扩张，征服了埃及、巴勒斯坦、波斯，开始与唐王朝的势力范围接触。建都于伊拉克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在中国史书中被称为黑衣大食。唐玄宗天宝
十年（公元 751 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军与大食国军队在当时昭武九姓之一的石国重镇怛逻斯发生激战，唐军大败，几万唐军被俘虏，其中不少军中工匠掌握各项技术，由此，造纸术先传入撒马尔罕，而后逐步向阿拉伯世界传开。
欧洲在引进中国造纸术时正处在文艺复兴的前夕，在此之前中世纪的欧洲主要以羊皮和莎草纸为书写材料。中国造纸术传入欧洲有两条路径：一条是通过西班牙传入法国，因为当时西班牙为阿拔斯王朝统治，他们在西班牙境内建立了造纸厂；另一条是从大马士革传入君士坦丁堡后转入欧洲，或者经摩洛哥传入西西里岛后转入意大利。
16 世纪耶稣会士入华，欧洲开始直接学习中国的造纸技术，而不再经过阿拉伯。来华耶稣会士在欧洲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籍介绍了中国的造纸技术。例如《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华帝国全志》等书中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中国造纸技术。当时法国财政大臣、经济学家杜尔阁在初步了解了中国的造纸技术后，为了进一步掌握技术细节，1754 年他约见了几名在法国留学准备回国的中国青年高雷思、杨德望等人，要求他们回国后了解 52 项中国的技术，其中有 3 项关于中国造纸技术。这些青年回国后购买了杜尔阁希望得到的中国抄纸帘、各种造纸的原料和纸样，连同技术说明和原材料运回法国。1840 年，法国汉学家儒莲将中国古代科学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一书中的《杀青》等有关造纸的章节译成了法文。这些吸纳行为有力地促进了法国及欧洲造纸术的发展，让欧洲对造纸所用的原料有了更为广泛的了解，解决了造纸原料匮乏的问题。
当纸张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当印刷纸本成为普遍而廉价的商品时，《圣经》才得以传播，教育也随之兴起，书籍亦得以出版并走向千家万物。这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更使中世纪神学思想的桎梏难以再束缚住人们的思想。当“上帝 ”和“凯撒 ”的权力得以分离时，近代社会便宣告来临。
到 19 世纪中期，中国造纸术已传入欧洲、美洲、大洋洲，中国这一发明成果为西方大多数国家所共享，有力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三、印刷术西传与欧洲民族语言的发展
中国印刷术作为社会经济和文化获得较大发展的产物，是对文字读物进行机械复制的新技术。这一技术经历了从雕版印刷到非金属活字印刷，再到金属活字印刷三个阶段，在 11 世纪北宋时期完成了三步跨越。12 — 13 世纪，欧洲不少国家通过阿拉伯世界引进了中国造纸技术，但各种读物仍是手抄本，随着文化的发展、宗教的传播，手抄本已经无法满足社会需要，因而有了印刷术产生的条件和温床。而当时的中国元、明两代正是印刷技术快速发展的时期，由此中国和欧洲之间开始建立印刷术的传播通道。
波斯伊利汉王朝的著名历史学家拉斯特撰写的《史集》一书记载了中国的历史和帝王，书中十分详细地解释了中国的印刷技术。① 元帝国兴起后，中国和欧洲交通便利，罗马教宗先后派法
国人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到东方，并到达蒙古境内。他们返回欧洲后，都记载了中国的印刷技术。鲁布鲁克是最早向欧洲介绍中国纸币的人。①《马可 • 波罗游记》也提到在“汗八里 ”有印刷厂并且人们使用纸币，《马可 • 波罗游记》书中虽只讲契丹，并未提中国，但实际他口中的“汗八里 ”就是北京，说明印刷术的知识已传向欧洲。1288 年，罗马教廷向北京派出了第一位天主教主教 孟高维诺，在孟高维诺写给欧洲的书信中介绍了自己在北京的生活，说他已经将《新约全书》翻译成了蒙古文，并且绘制了圣像，制作成六幅图发给文化不高的人。显然，这里介绍了北京的印 刷技术。②“ 13 — 14 世纪欧洲人在接触的中国印刷品，除纸钞、宗教画和印本以外，还有大众娱乐品纸牌。纸牌是中国人的发明，14 世纪印刷的纸牌，20 世纪在新疆吐鲁番出土。蒙古西征时，蒙古军队将纸牌传入欧洲，很快就在一些国家盛行起来。”③ 宗教版画和纸牌这两种印刷品都受到 中国传入的技术影响，欧洲虽然在罗马时代就有印章和织物印染，但长期以来没有转变为复制印书的印刷技术。直到 1350 — 1400 年中国印刷术传入后，真正意义上的印刷行业方在欧洲诞生。因此，历史学家卡特认为“在欧洲木板印刷的肇端中，中国的影响其实是最后的决定因素 ”④ 。这 样的结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这里需要说明德国人古腾堡所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和中国印刷术之间的关系。木活字是从雕版印刷过渡到金属活字印刷的桥梁。意大利医生和印刷人卡斯塔尔迪于 1426 年在威尼斯用大号木活字印刷过一些大型对开本书籍，他曾被认为是欧洲活字印刷技术的奠基人。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1908 年在敦煌发现了新疆维吾尔人在元代用过的 960 枚回鹘文木活字，揭示了中国活字印刷技术从中原传到新疆，再由此向西方传播的过程。
法国印刷史专家古斯曼认为，中国活字印刷技术在元代（13 — 14 世纪）经两条路线传入欧洲：一是经蒙古察合台汗国的维吾尔人，再由住在荷兰的亚美尼亚人在卡斯塔尔迪活动时代将活字技术传入欧洲；二是德国人古腾堡在波西米亚首都布拉格时，学会了从中亚、俄罗斯陆上通道传入欧洲的活字技术。⑤ 潘吉星先生认为，欧洲活字印刷术受到中国影响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而且是可以成立的。因为 1420 年以前，欧洲没有活字印刷传统，活字印刷技术是中国的发明，元代中西交通十分方便，欧洲活字印刷技术只能来自中国。1992 年德国古腾堡博物馆馆长哈本布特 • 本茨在东西方印刷史国际会议上说：“古腾堡是否知道从 12 世纪就已经存在的东亚活字印刷技术的成就？这个问题不易回答……但当人们认识到 12 — 13 世纪东亚与欧洲之间的接触程度时，我相信那些取道丝绸之路的旅行者会知道活字，即令未将这种知识作书面解释，也会作口头传播。因此我不能想象古腾堡从未听说过这种印刷术。我认为正是这种思想促使他热衷于找到解决的适当方式，以适应他在国内面临的情况。”⑥
古腾堡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但从世界印刷史来看，它并不是最早的。因为中国早在北宋时期已经有了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并已大规模地投入印刷。虽然古腾堡在技术上仍沿用中国发展起来的金属活字技术原理和基本工序，但他因地制宜地以自己的方式变换了活字和模板，以及其他相关技术，这使他成为欧洲活字印刷的创立者和推动者。
文艺复兴是欧洲走向现代的重要一环，造纸术和印刷术为其提供了物质的条件。1085 年，欧洲十字军攻陷穆斯林统治的托莱多城时，发现了大量的阿拉伯文纸本写本，其中包括希腊人著作的译本，这引起了欧洲人的注意。雷蒙德主教筹办了翻译机构，招揽懂阿拉伯文的翻译人才。 1125 — 1280 年，先后翻译出版了 80 种阿拉伯文的著作，其中包括亚里士多德、托勒密著作的译本和阿拉伯学者的著作。有了印刷术，这些新书籍得以快速传播，人们的知识爆炸式地增长，新的知识、新的文明、新的思想最终促进了学术的复兴和文化的复兴。法国学者费雷德里克 • 巴比耶指出：“在 15 世纪 80 年代，由于印刷书的出现，手写书大多被弃之一旁；随后，在 16 世纪初，印刷书最终摆脱了手写书的具体形式的束缚，受众的增加导致了图书种类越来越丰富、文本的新的分布方式和此后可能进入的另一个层次的阅读。”①
印刷术对文艺复兴的另一作用就是推动了欧洲民族语言的发展。中世纪欧洲，官方语言是拉丁文和希腊文，当时懂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人不多，绝大多数是教会的神职人员。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处于分裂状态。查理曼帝国（751— 843）解体后，分出了德、意、法三个民族国家的雏形。民族国家的诞生伴随着民族语言的形成，在这个过程中，纸张和印刷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了这些物质条件后，以民族语言形式出版的读物开始猛增，作家用民族语言写作，也受到本民族的欢迎。因此，欧洲真正的文学应是从 14 — 15 世纪的印本书开始的。
四、火药技术西传与欧洲军事和社会变革
中国古代在医学和炼丹术中就有对硝石的记载和使用。10 世纪北宋时期火药技术开始运用到军事上，火器开始出现，在开封建有火药厂。南宋有了突火枪、火箭和硬壳炸弹，到元代已经有金属的火铳，甚至有集束火箭、二级火箭和飞行火箭。明代有金属火铳、火炮和火铳箭、定时炸弹、地雷和水雷。火药技术在军事的运用得到不断的改进和发展。
中国火药技术的西传经历了两个阶段：先是通过蒙古军队传入阿拉伯地区，继而通过阿拉伯地区传入欧洲。1234 年，蒙古军队灭金后，已经掌握了火器技术。因为北宋军队编制有火器营，金灭北宋后掌握了这些技术；而蒙古人灭金后，在开封的制造火器的作坊、火药武器尽归蒙古人所有，同时，他们把懂得使用火器的汉人编入军中。1235 — 1244 年，蒙古军队开始了第二次西征，军中携带有火箭、喷火枪、炸弹等火器。他们用火炮攻占了莫斯科、波兰、匈牙利，并建立了金帐汗国。
阿拉伯药物学家伊本 • 白塔尔在《单药方》一书中对制造火药的主要配料硝石，以阿拉伯文
命名为“ 中国雪”“亚洲石华”“巴鲁得”。13 世纪时阿拉伯人从中国获得硝石及火药制法后，逐步研制出火器。在他们的兵书《马术和战争策略大全》《焚敌火攻书》中介绍了火药在各种火器中的硝石和木炭的配方比例。
在欧洲历史最早记载火药的是罗杰 • 培根，他在《大论》《小论》《三论》中均提到了火器和硝石提炼的方法。培根的火药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从历史背景来说，显然是直接或者间接来自中国的元朝。许多火器史研究专家认为，1245 — 1255 年元帝国时代中西交通便利，很多欧洲传教士来到东方，这些“访华归来的培根的教友将带回的一包小型中国纸炮送给他做作为样品供他研究，同时还为他提供口头说明，而事实上培根真的据此做起实验 ”①。
中国火药的西传对欧洲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火药和火器的使用使战争从冷兵器时代向热兵器时代转变。14 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传入西欧，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变革，战争的形式发生根本性变化。1450 年，法国组建欧洲第一支专业炮兵部队，将攻城的火炮调到前方，把炮身掩护起来，并构筑战壕工事。法王查理七世为收复被英国占据的诺曼底大片土地，以炮轰城，在一个月内连下五城，将英军赶出这一地区。 1453 年的春天，奥斯曼军队在围攻千年古都君士坦丁堡时使用乌尔班大炮获得了胜利。这座曾经无数次抵御了异族入侵的伟大城市，最终屈服于新兴的火器。正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宣告了中世纪的结束。
其二，火药和火器的使用为新型资产阶级打破封建贵族统治，提供了有力的军事斗争的武器。 1350 年左右，德国出现了铜锡合金的火炮，射程可以达到数百米。欧洲第一场由火炮发挥关键作用的战争发生在低地国家，是在 1382 年 5 月 3 日的佛兰德尔手工业城市反对封建领主的战斗中。火药和大炮的出现摧毁了贵族赖以保持其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城堡，因为这些火炮“造价昂贵，只有自由城市和拥有巨大税收来源的君主才能获得”，而火器的发展，又成为市民阶级同封建贵族斗争的武器。恩格斯认为：“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挡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穿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随着市民阶级的发展，步兵和炮兵愈来愈成为决定性兵种；在炮兵的压力下，军事行业不得不增加新的纯粹工业部门。”②
其三，火药和火器的传入带动了蒸汽机的发明，推动欧洲近代科学的发展。在火器阶段，历史上第一次将人力从武器驱动中解放出来。火药和火器的历史作用在于掀起了人类武器技术史中的一场革命，开启了化学武器的新阶段，又引发了一系列的革命。17 世纪英国化学家梅奥说：“硝石在哲学中造成的喧嚣，像在战争中那样厉害。” 因为火药的制造涉及化学，火器的生产涉及物理学，正是火药的传入和火器的制造，推动欧洲前近代科学的发展。很多欧洲学者都承认蒸汽机是中国火药和西方抽水机的直系后代，是东西方技术文化融合的产物。英国学者贝尔纳第一次提出，蒸汽机以及后来内燃机准确地说是大炮的后代。他说：“蒸汽机起源复杂；大炮和水泵可以说是它的前身。长期以来，人们就认知了火药的潜在力量，因此，一旦有人考虑到可以把火药用于
战争以外的目的，事实证明人们不能对火药加以控制时，人们自然就想去使用不那么猛烈的火力和蒸汽。”① 华嘉也赞成贝尔纳的看法，他认为现代科学起源，是在欧洲而非在中国，但显然受到中国火药技术的影响。“火药和大炮不只炸碎了中古时代的经济世界和政治世界；它们更是毁灭了中古世界的思想体系的两股主力。约翰 • 梅奥这样说过：‘确实这种令人敬佩的盐，在哲学里嚷叫得和战争里一样响亮，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它那雷鸣般的声音’。爆炸本身所具有的力，和炮弹从炮膛里的排出，强有力地指出了有一些天然力，特别是火，其力量是可供实用的，而且这就是使蒸汽发动机得以发展的鼓励。”② 因此，中国火药的西传绝不仅仅是引起了欧洲的军事变革和社会变革，更为重要的是，它推动了欧洲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使欧洲走向领先的地位。
五、指南针西传与地理大发现
指南针作为由磁针和方位刻度盘构成的指示南北方位的仪器，是中国古代的重大科技发明。对地理方位的测量在古代经历了以天文学方法定位，再以磁学方法制成司南，最后由司南演变成指南针三个阶段。李约瑟通过中国古代堪舆学家的《管氏地理指蒙》一书发现，中国已经掌握了磁性、指南针的原理。在中国，指南针最早的发展形式是唐末堪舆家用的水罗盘，作陆上定向用。北宋时指南针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已经将罗盘技术运用到海上航行，有了航海罗盘和航海图。蒙元军队建立四大汗国，汗国间的交通除了陆路，也有海路，元代的航海罗盘和航海图得以完善。明代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郑和航海图》标明在航海时舟师要随时观看航海图，按照指南针到图上所标出的针位，再由舵手调整航向，帆工则根据风向张拉船帆，更夫则通过日晷、漏壶和更香等计时工具来计算航程。正是在指南针的指引下，郑和才开启了人类航海史上的壮举。
如同造纸技术，印刷技术和火药技术传播一样，指南针在西方的传播也是经过阿拉伯世界这个中间环节。因为在宋代，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贸易非常频繁，中国的大型航船来往于中国沿海与波斯湾之间。许多阿拉伯人长期在中国生活，并做了官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航海技术被阿拉伯人所了解是正常和自然的。
世界学术界一度曾误认为指南针是阿拉伯人发明的，这一观点的依据来自德国汉学夏德和柔克义。此二人在翻译中国古代交通史名著《诸藩志》时，读到书中记录“ 甲令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舟师识地理，夜观星，昼观日，阴晦观指南针”，从而误认为“ 甲令 ”是广东通商的阿拉伯船主的姓氏“克林”（Kling）；而实际上“ 甲令 ”在汉语里并不是指阿拉伯人的姓氏，而是指“政府条例”。也就是说，夏德和柔克义把中国的船误认为是阿拉伯的船，进而得出阿拉伯早于中国发明了指南针的结论。但 19 世纪以来，所有研究阿拉伯文献的专家都没有在阿拉伯11 世纪后半叶的文献中发现指南针的历史记载；而中国早在公元前 3 世纪就已经发现了磁石的吸铁性，并根据这一性质制作出了最早的指示方向的仪器“司南”，公元 9 世纪指南针已经被运用陆地的勘舆测量，10 世纪北宋时就已经被运用到航海上。
欧洲最早的指南针是在 12 世纪出现的，它是按照中国的技术制造的。最早记载指南针的是亚历山大 • 尼坎姆，他在《论自然界的性质》一书中提及。到 13 世纪欧洲在航海中已经开始使用指南针，法国诗人居约在一首长诗中提到了舟师们在航海时使用指南针。潘吉星先生认为，居约诗中所描述的指南针，“显而易见，12 — 13 世纪的欧洲早期航海罗盘是中国早就用过的水罗盘。其制造方法与中国一样，将经过磁石感应的铁针横穿在植物光滑的茎杆中，再漂浮在刻有方向的罗盘中间的圆形水槽（中国古时称‘天池’）内，当磁针停止转动时，其两端便分别指向南北 ”①。
12 世纪以前，在欧洲的文献中找不到关于磁石有指极性的记载，这比中国晚了 1000 多年，磁盘导航也要晚于中国 100 年。因此，恩格斯明确地说，磁针、印刷、活字和麻纸都是来自中国的发明，在欧洲古代从来没有过。“磁针从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人，1180 年左右。”② 正是得益于从中国引进的指南针、船尾舵和水密隔舱，欧洲人才驶出地中海。
六、结语：四大发明是文明互鉴的纽带
四大发明作为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在古代的中西文化交流中，通过各种途径经过阿拉伯世界这个中介传入欧洲，推动了欧洲社会的进步，从而对欧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造纸术和印刷术直接推动了教育和文化的发展，同时为基督新教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火药和火炮则直接为新型资产阶级提供了战胜封建贵族的物质武器。指南针和中国航海技术的传入则使欧洲人第一次走出地中海，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就此拉开帷幕。此后，随着欧洲人用刀和火“耕种 ”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逐渐成为欧洲人统治的天下。而在欧洲的文艺复兴初期，四大发明的传入流播，对现代世界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造纸术和印刷术，替宗教改革开了先路，并使推广民众教育成为可能。火药的发明，消除了封建制度，创立了民主军制。指南针的发明促成了美洲的发现，因而使全世界成为历史的舞台。
17 世纪英国学者弗朗西斯 • 培根认为：“印刷术、火药和磁针，因为这位三项发明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物的状态；第一项发明表现在学术方面，第二项发明在战争方面，第三项发明在航海方面。从这里又引起无数的变化，以致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名人对人类事物方面似乎都不及这些机械发明更有力量和影响。”③ 由此可见，中国四大发明的外传在世界范围内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广泛影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就是宣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④ 这是对中国四大发明的历史性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