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① 基于这一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② 面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各种矛盾和挑战，必须继续坚持正确方向、正确理论和正确道路。③ 坚持正确的方向、理论及道路不仅应成为领导干部的共识，更应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与支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最突出的优势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强制度保证。因此，在政治学视域下讨论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理论及道路问题，核心在于探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持、认同与信心等问题。

目前，学界尚未有专门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理论及道路的认同支持进行概念化及操作化的研究，与之相关的概念术语包括政治支持、政治认同、政治信任等，它们各有侧重又密切关联，有时还被交替使用。政治支持是其中的核心概念。大卫 • 伊斯顿（David Easton）对政治支持的研究影响深远，他将政治支持区分为特定性支持（Specific Support）与弥散性支持（Diffuse Support）两大类别，前者指民众因自身利益得到满足或预期得到满足而产生的对政治社群、政治制度与权威当局等特定对象的积极态度；后者指一种不依赖政治系统日常产出、基于象征性或精神层面满足而形成的对政治系统的无条件情感依赖，使成员甚至能够容忍与自身利益相悖的系统输出。① 在中国情境的实证研究中，政治支持常常通过自我报告的方式测量，实际可被操作化为对国家（中央层面的）政治制度的支持，② 或对地方政府的支持。③ 政治信任是政治支持的一种表现，指对政治体系或其部分无须干预仍能产生偏好结果的信念，也是一种独立于政治系统短期产出与表现的态度。④ 有研究引入“政治认同 ”概念，来弥补伊斯顿提出的弥散性支持因界定含糊而难以在实证研究中实现有效操作化的问题；在西式民主政体下，政治认同主要表现为对政党、族裔等具体身份的认同，而在中国语境下，其更侧重指民众对政治共同体及作为该共同体代表的国家政府的情感与态度。⑤ 由此可见，政治支持是民众对自身所处政治系统持有的一种更具基础性与根本性的信念。为更好地与相关理论展开对话，本文将研究对象界定为政治支持，侧重强调对中国式现代化相关政治部署与战略安排等方面的整体支持与信心。

就中国民众的政治支持而言，政治制度绩效已经构成其重要来源，但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新时代民主政治的特色成果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 目前尚缺乏实证检验。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维度的重要表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实现路径，⑥ 学界围绕“如何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这一议题，已在宏观机理层面进行大量富有启发意义的讨论，但对其中具体作用微观机制的关注却相对不足。⑦“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⑧ , 在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研究民众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态度，以及该态度如何影响其对中国式现代化认同支持的作用机制，显得尤为迫切。

二、政治支持的解释逻辑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角色定位

在正式展开实证研究前，有必要梳理对政治支持的既有解释路径。在此基础上，方可引入全过程人民民主并讨论其在政治支持中的角色定位，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一）对政治支持的既有解释：文化主义与理性选择路径

既有对民众政治支持的解释，通常可划分为文化主义与理性选择两种路径，也有研究将其表述为源于基于文化主义的外生性动力与基于制度主义的内生性动力。文化主义路径以公民文化理论 ①、现代化理论 ② 等为核心依据，强调批判性公民、后物质主义等价值观念及相关规范可以独立于制度性因素，对民众的政治支持产生影响。理性选择路径的核心指向为，政治支持是一种交换：一方面，民众会将自身明确表达的需求，或他人代为表达的需求与政治主体的具体决策与输出进行匹配，进而根据需求被满足的程度给予支持；另一方面，民众即便不存在任何具体政策要求，或无法清晰识别政治主体的具体行为，也会根据对政治主体整体表现的感知情况给予支持。③ 换言之，民众的政治支持，源于其对政治主体是否具备为自身提供良好服务能力的感知，具体包括对各项制度绩效乃至官员表现的感知等。

中国民众的政治支持程度普遍较高，这一结论在国内外学术界已取得广泛共识。基于文化主义路径的观点认为，中国民众较高水平的政治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特定文化价值观，如儒家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冲突规避倾向、民本主义等要素。④ 基于理性选择路径的研究则认为中国的制度绩效能较好地解释民众的政治支持，包括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情况。⑤ 其中，制度绩

效既涵盖经济高速增长等经济制度绩效，① 也涵盖政府效力、政策效果、腐败等政治制度绩效。②

事实上，文化价值观与制度绩效对于民众的政治支持而言均不可或缺，只是相较于经济与政治发展，文化变迁及产生影响的过程往往更为漫长且存在滞后性，因此近年来国内相关议题的讨论呈现强调两条路径混合影响又偏重制度绩效的特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研究证实，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持续推进，中国民众高度政治支持的制度绩效来源已经从经济发展绩效转向政治制度绩效。①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之后，单纯的经济增长已无法满足民众对公平正义、权利保障的更高需求，而政治制度绩效恰恰回应了这些核心诉求，因而成为政治支持更为重要的来源。新时代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呈现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的面貌，“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 ”③。全过程人民民主已融入由中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等构成的全面、广泛且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作为民主政治的最新特色成果，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政治制度绩效与民众政治支持的关联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是本文的核心关切。

（二）从制度绩效到政治支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支撑角色与赋能机制

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形态。它既包含了民主的结构，也涵盖了民主的功能目标，即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统一的复合结构，以及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功能目标；而程序全链条、客体全方位、主体全覆盖，则是对全过程人民民主所有要素及复合结构的概括。④ 学者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包含理念、制度、实践三形态，⑤ 制度程序是连接理念与实践的关键。⑥

第一，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直接产生制度绩效，增加民众的政治支持。制度上，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中，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程序上，全链条的民主参与机制涵盖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多个关键环节，并不断制度化、规范化、体系化，为中国式现代化走深走实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⑦

在通往现代化之路上，“决策黑箱 ”及其负面效应常导致政府公信力与形象严重受损，而全过程人民民主则可优化政府决策过程、提升政府决策效能以及增强人民的满意度，助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① 通过全链条人民政治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能破解多元利益冲突、公共决策困境、权力腐败等中观层次的难题，② 还能破解包括超大规模国家治理、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等更为宏大的难题。③

第二，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本身也能作为一套政治价值理念，以其蕴含的丰富内涵，吸引民众增加政治支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在于人民主权，实践中将人民主权落实为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主体。④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马克思主义原则一脉相承，在价值取向上以人民为中心。全过程人民民主传承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并创新发展，形成了鲜明的人民底色。⑤这种人民中心价值取向具有充分的行动支持：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保障人民从选举、协商、决策、管理到监督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实践机制，使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理念得以落地生根。有学者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建构政治认同方面具有强大的比较优势，能通过培育政治文化等路径塑造民众对政治制度、政治发展等方面的中国式政治认同。⑥

（三）研究假设：全过程人民民主影响政治支持的作用机制与调节效应

根据以上讨论可以合理预期，民众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绩效的评价以及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话语本身的态度，都能影响其政治支持程度。为清晰识别与检验上述影响机制，需要先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绩效评价、全过程人民民主态度等关键概念进行界定，进而逐层提出研究假设。

第一，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绩效的评价，主要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评价标准的重要论述予以确定。

一是“ 四个要看、四个更要看”。“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⑦

二是“八个能否”。“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

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① 由此可见，全过程人民民主实际上包含政治体系运作的多个制度维度。对此可作出假设一：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各维度的制度绩效评价越高的民众，其政治支持度越高。

第二，民众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话语的态度，应包含以下两项侧重不同的内容。

一是民众的认识度。考虑到“全过程人民民主 ”是在本身已较为复杂的“民主 ”概念基础上，进一步融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政治新发展的内涵而形成，非相关领域从业的普通民众对该概念的认识未必充分。因此，有必要先了解民众对此的认识度。认识度本身并不构成有倾向性、评价性的态度，但是民众形成相应评价性态度的先验条件，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外延、重要意义越了解，理应对其有更高好感度，进而有更高的政治支持度。由此可作出假设二：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认识度越高的民众，其政治支持度越高。

二是民众的推荐意愿。“民主 ”是一个复杂多维、存在巨大争论空间且多种变形版本的概念。迄今为止，学界已有不少研究结合心理学视角，对中国民众民主观念的类型、维度及测量展开探讨，② 但遗憾的是，目前专门针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观念和态度进行测量的研究仍未得见。心理学经典研究表明，“态度”（attitude）指个体对事物的评价（如积极或消极评价），一般涉及认知、情感与行为倾向三大要素，③ 而推荐意愿作为一种潜在行为倾向，可被视为相对真实的评价性态度，并为后续实际行动提供依据。需要注意的是，推荐意愿的行为倾向也不一定能转换为实际行为，但积极行为倾向更可能与积极评价相关，④ 进而与政治支持正相关。由此可作出假设三：对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荐意愿越强烈的民众，其政治支持度越高。

第三，民众对制度绩效的评价本质上是一种结果导向的判断，评价的形成过程可能依赖于多重经验来源与归因路径，未必明确指向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特定制度形态。在现实情境中，民众可能基于社会稳定或公共治理成效等整体性感知，对制度运行结果给予积极评价，但未必能够将这些绩效清晰地归因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相关制度。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来看，民众并不会被动接受所有制度绩效信息，而会在一定的认知框架内对其进行理解和解释。如果民众脑中已经存在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完整认知与积极评价，那么，其对制度绩效的认可更可能被归因于全过程人民

民主，进而转换为政治支持。因此，民众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态度，可能在制度绩效评价向更深层次的政治支持的转化过程中发挥条件性作用。具体而言，在对全过程人民民主拥有更积极态度的民众中，制度绩效更容易被解读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势，从而显著提升其政治支持；而在持有更消极态度的民众中，制度绩效评价对政治支持的影响则可能明显减弱。为揭示民众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态度在制度绩效评价与政治支持之间的作用机制，基于上述分析可提出假设四：民众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绩效评价与政治支持之间的正向关系，受到其全过程人民民主态度的调节。

综上所述，通过梳理既有文献对中国民众政治支持解释的新发现与研究缺环，可以构建如下理论机制：全过程人民民主主要通过制度绩效评价与民众对这一概念本身的认知态度两条路径共同作用，进而影响民众政治支持。同时，民众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态度还在制度绩效评价向政治支持转化的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民意基础的实证分析

为对上述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首先说明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继而呈现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结果；在此基础上，以政治支持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回归模型并进行结果分析，最后对制度绩效评价与全过程人民民主态度之间的交互效应展开讨论。

（一）原创数据收集情况

2025 年 8 月至 10 月，委托专业线上调查公司“益派”（Epanel，https://www.epanel.cn ）在全国范围内共收集 2217 个样本。样本总体考虑性别与年龄配额，其中，男性数量为 1116 ，女性为 1101 ；19 ～ 29 岁、30 ～ 39 岁、40 ～ 49 岁、50 ～ 59 岁和 60 岁及以上年龄段的占比分别为21.61% 、21.47% 、19.76% 、20.03% 和 17. 14%。

（二）重要变量的测量情况

1. 被解释变量

政治支持，重在测量民众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制度的认同支持。道路和制度在国家整体价值理念和战略共识上的体现，即为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其中，道路自信指对国家发展方向与未来命运的信心，对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制度自信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优越性的信心，相信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有效解决实际问题。① 调查具体询问受试者是否同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最适合中国的制度 ”等四个陈述，涵盖受试者对国家未来发展的信心，对道路的信念以及对制度有效性的看法等。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四题均值即为民众的政治支持度。数值越大，表示受试者的政治支持度越高。克隆巴赫系数为 0.90 ，表示测量项目间的一致性很强。

2. 解释变量

（1）认识度。询问受试者是否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测量。量表数值越大，表明受试者的了解程度越高。

（2）推荐意愿。询问受试者是否愿意向他人介绍或推荐“ 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对该意愿进行测量。量表数值越大，表明受试者的推荐意愿越强，行为倾向越积极，态度越正面。

绩效评价则依据“四个要看 ”及“八个能否”，设计六个具体维度进行测量——全过程参与实践、科学民主决策、政策执行、人才选拔、法治保障、权力监督与效能。问项不直接提及“全过程人民民主 ”一词，避免受试者答题时受该框架影响。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测量，对部分反向问项进行逆序编码处理，并剔除个别信度较差的子问项。各题组均值的数值越大，表明受试者相应的评价越高。具体维度及子题项如下：

一是全过程参与实践。绩效评价之全过程参与实践评价测量子问项为：“我认为所在社区或村庄提供了我可以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渠道”“我相信我有依法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并能通过合法渠道表达意见”“我愿意积极参与本地与公共事务相关的协商、讨论或反馈活动”。

二是科学民主决策。绩效评价之科学民主决策测量子问项为：“各级人大和政协等平台为各界各地群众表达利益诉求提供了真实而有效的渠道”“政府在政策制定中高度重视专家意见与事实依据”“近年来出台的多数国家政策科学、有效，符合实际情况”。

三是制度政策执行。绩效评价之制度政策执行测量子问项为：“我国中央政府公布的‘五年规划 ’大多能完成”、“我现居住地在落实民生政策时做得很好”、“我现居住地的政府官员‘说一套做一套’”（逆序编码）、“我现居住的政府存在有法不依的情况”（逆序编码）。

四是人才选拔。绩效评价之人才选拔测量子问项为：“目前公务员考试的流程和结果公示机制总体是透明的”、“不同背景的人通常也能通过考试进入体制内工作，包括来自普通家庭的人”、“当前公务员选拔制度总体能够坚持德才兼备、公道正派，并体现‘五湖四海、任人唯贤 ’的用人导向”、 “想当官主要靠走后门找关系，能力不是第一位的”（逆序编码）。

五是法治保障。绩效评价之法治保障测量子问项为：“我国现行法律制度能够有效保障国家政治稳定与社会有序运行”、“中国共产党作出的重大决策，在实践中通过了法定程序审议并转化为法律法规和政策”、“在一些场合，‘领导说了算 ’往往取代规章制度”（逆序编码）、“我国各级党和政府领导干部的更替能依照宪法法律稳定有序进行”。

六是权力监督与效能。绩效评价之权力监督与效能测量子问项为：“我国的权力监督制度能够体现民主性，人民有多种渠道参与监督”、“我国人大、政协、纪检监察机关等具有监督职责的机构，能够及时发现并查处政府及官员的不当行为”、“群众通过投诉、举报等方式监督公职人员是有效果的”、“虽然我认为人民监督对约束权力很有价值，但我即使掌握线索、证据，通常也不会主动举报”（逆序编码）。

以上各维度测量变量间的克隆巴赫系数分别为 0.72 、0.77 、0.78 、0.81 、0.77 、0.73 ，项目之间的一致性均较强。

3. 控制变量

为了更准确地识别民众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态度与绩效评价的净效应，下文将爱国主义、对一般民主的了解、实际民主参与行动及主要人口学变量纳入控制变量。爱国主义作为民众对国家的一种深厚情感认同，可能同时提升其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态度与政治支持，对这一变量加以控制，有助于观察被解释变量能否超越朴素的情感认同产生影响。民众对一般民主的了解，也可能构成其评价任何具体民主形式的观念基础，控制这一变量，有助于捕捉“全过程 ”人民民主，而非一般民主，或其他民主的效应。民众过去的实际民主参与经历，很可能影响其政治效能感乃至政治支持，因此也需被纳入控制变量。控制人口学变量，有助于排除民众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带来的系统性干扰。具体测量方式如下：

（1）了解一般民主。询问受试者是否了解民主的含义，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测量，数值越大表明受试者越了解。

（2）实际民主参与水平。询问受试者是否通过线上及线下各种渠道实际参与民主，渠道包括“12345 市民服务热线”“政务服务平台”“网上协商议事平台”“‘监督一点通 ’平台”“村（居）会议 / 代表会议”“恳谈会 / 议事会”“专项协商”；积分规则为参与一项记 1 分，不参与记 0 分，总分范畴在 0 分至 7 分，该分数即代表民众的实际参与水平。

（3）爱国主义。询问受试者是否同意“作为中国人我感到很自豪”“我为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而骄傲”“每当升国旗奏国歌时我总是觉得这一刻很庄严”“无论国家政策有没有犯过错误，我们都必须无条件地热爱自己的国家”“我认为有必要在中小学课程中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五条陈述，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测量。均值数值越大，表明受试者爱国主义情感越强烈。克隆巴赫系数为 0.87 ，表明项目间的一致性强。

（4）人口学变量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收入、政治面貌、主要生活省市、政治兴趣、城乡、浏览政治信息的频率等。

（三）高政治支持度与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高度评价

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结合分布检验结果，各项数据无异常。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由表 1 可知，民众目前的政治支持度很高，远超以 3 为尺度代表的中等程度。民众的推荐意愿同样处于高水平，表明他们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高度认可。此外，民众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各维度实际绩效的评价也较高，普遍显著高于中等程度。在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了解程度上，受试者回答分布呈现右偏特征。换言之，民众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了解程度整体处于中等偏下区间。

（四）全过程人民民主对政治支持的关键作用

为了探究民众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态度如何影响其政治支持，我们将政治支持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构建了基础模型及交互效应模型。模型一为纳入控制变量后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先对主要解释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再加入交互项。回归结果如表 2所示，模型二是本研究用以解释的主要模型。

由表 2 可知，在控制爱国主义、实际参与、对一般民主的了解程度及其他人口学变量后，民众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推荐意愿，以及对制度政策执行、科学民主决策、法治保障及权力监督四个维度的评价，在两个模型中均与政治支持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认识度在模型一里与政治支持的显著负相关关系，在模型二加入交互项后不再显著；而人才选拔这一在模型一里并不显著的绩效评价维度，在模型二里与政治支持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全过程参与实践这一维度在两个模型里的主效应均不显著，但在模型二中呈现了有条件的效应。因此，研究的假设一得到基本验证，假设二暂未获得支持，假设三得到准确验证。

表 2 对政治支持的回归分析

续表 2

从模型一至模型二，模型的解释力（R2）有所提升，表明模型设定得到了有效改善。为检验交互项对模型解释力的贡献，我们对两个模型进行嵌套模型 F 检验。结果显示，新增的交互项联

图 1 推荐行为倾向与绩效评价的交互效应

合显著如 F（12 ，2155）= 14.23 ，p < 0.001 ，表明模型二的 R2 有显著提升。其中，民众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推荐意愿与其对全过程参与实践、制度政策执行、法治保障的评价之间的交互作用具有统计显著性，而其他交互项的统计检验结果并不显著。由此可见，研究的假设四得到部分支持。

（五）推荐意愿与绩效评价之间的交互作用分析

为了更直观地呈现模型二中存在统计显著性的交互作用，我们绘制了图 1 中民众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推荐意愿与表 2 中显著的三项绩效评价之间的交互效应图。图中直线表示，边际效应估计值，阴影表示 95% 的置信区间。当直线在水平横线 y=0 上方时，估计的边际效应为正；当直线在水平横线下方时，边际效应为负；阴影穿过水平横线表明边际效应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由图 1 可知，民众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推荐意愿与其对全过程参与实践、制度政策执行、法治保障的评价之间存在负向交互效应。这意味着，推荐意愿越高的民众，在这三个维度上的绩效评价对其政治支持的正向边际效应越小，极端情况下甚至出现负面效应；反之，推荐意愿越低的民众，其绩效评价对政治支持的正向边际效应递增。在这三个维度中，推荐意愿并未调节法治保障的边际效应显著性与方向，而是调节了全过程参与实践及制度政策执行两个维度的边际效应显著性乃至方向。针对全过程参与实践这一维度，推荐意愿越低的民众，更可能因为提高绩效评价而显著增加政治支持。

四、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微观机制、研究贡献和启示

基于以上分析，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民众心理层面的微观机制得到检验支持。在此基础上，以下将对其进行梳理，并进一步讨论其研究贡献和政策启示。

（一）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微观机制

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在理论和宏观层面具有强大的解释力，而且在实践和微观层面具备坚实的民意基础和强大清晰的作用机制。民众的政治支持可能受到两条认知路径的约束，即基于价值理念的文化路径与基于制度绩效评估的理性路径；全过程人民民主则可通过产生制度绩效的理性主义路径及提供价值理念的文化主义路径，对民众的政治支持产生正向影响。同时，两条路径存在一定的补偿效应，具体表现为通过负向交互效应共同作用于民众的政治支持。全过程人民民主所展现的显著制度绩效，是民众产生积极评价的前提条件；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话语本身所蕴含的先进价值理念，则是促进民众形成高度政治支持的价值根基。

民众对推荐意愿与部分维度的制度绩效评价之间的补偿效应表明，无论是通过提升他们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价值理念的认可，还是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绩效的感知评价，都能提高其政治支持度。具体而言，对于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持积极态度的民众而言，他们的价值理念认可度以及政治支持程度已接近“天花板”，制度绩效评价的改善只能通过理性路径作出效用递减的边际贡献；对于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持相对消极态度的民众而言，他们“不吃 ”相关的价值理念这

一套，而制度绩效的改善可显著且直接地提升其政治支持。

（二）研究的主要贡献和政策启示

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贡献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揭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民众心理层面的作用机制，尤其是民众政治支持背后的文化主义路径与理性主义路径及其交互作用，为理解民主制度与政治支持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弥补了既有相关研究在理论和宏观层面充裕而在实证和微观基础层面不足的问题。二是相较于既有研究对政治信任与政治支持的讨论更多基于对政治稳定、政权合法性等议题的关切，本文所强调的政治支持则超越上述议题，聚焦于凝聚民众力量、推进国家建设，最终落脚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业，更契合当下时代发展真需求，把握当下时代新脉搏。三是民众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的态度，与其内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中、对其他历史时期民主话语体系的态度有所区别，该态度直接反映了新时代以来中国民主政治的新发展成果。因而可以说，新时代的民主政治建设卓有成效，具有强大的凝心聚力作用。

从政策启示而言，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一要持续优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设计，走好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初一公里”。民主水平是衡量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标志。① 从这个意义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水平本身的高低就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进展程度。唯有筑牢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设计根基，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竭民主动力。需切实提升对制度设计的重视程度，提高制度设计的科学水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设计原则，让制度设计既吸纳专家智慧、彰显专业考量与科学精神，又充分体现民意、汇聚民智。二要持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落地见效，走好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落地执行环节的“最后一公里”。进一步保障人民民主政治参与渠道的畅通、优化参与体验、增进参与效能感，避免“全过程人民民主 ”在民众心中沦为口号和简单宣传符号，从而导致出现听得越多越反感的现象。因此，要继续加强各维度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持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走深走实。三要更具针对性地开展宣传阐释工作。针对不同态度群体采取差异化的策略，通过“精准施策 ”而非“广撒网 ”的策略，提升投入资源的边际效应。要及时了解和回应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已经持积极态度的民众的新诉求、新期待；在对全过程人民民主持相对消极态度的群体中，加强对制度绩效尤其是有关全过程实践、制度政策执行与法治保障三个维度的阐释与宣传。总而言之，为进一步提升民众的政治支持，开展更有计划、有针对性、有成效的工作至关重要。四要明确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过程 ”并非仅局限于制度设计与执行层面，更需将培育民众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素养、塑造全过程人民民主政治文化纳入其中，由此构建从制度设计到贯彻执行、再到文化培养的“全过程 ”体系。在民主文化建设中，必须立足中国国情，着力树立本土民主观念、培育本土民主文化，这与西方社会以个人主义、物质主义为底色的批判性公民文化及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存在本质差异。需进一步引导民众深化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与实践的认知，培养其参与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习惯与意识，最终推动民众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成更深刻的理解、更坚定的维护与更广泛的认同，为中国式现代化长远发展提供扎实的政治文化支撑与群众保障。

五、结语

尽管上述讨论厘清了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民众心理层面的若干重要关系及作用机制，但仍有部分重要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譬如，与推荐意愿存在负向交互效应的制度绩效评价，为何是全过程参与实践、政策制度执行与法治保障三个维度？尤其是，对于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话语的态度存在差异的民众，为何随着他们对全过程参与实践绩效评价的提升，其绩效评价对政治支持的效应反而出现分化？其中可能存在多种复杂机制尚待探索，如高推荐意愿者是否更倾向于诚实地报告对绩效的负面评价且不惧被误解，或是否倾向于出于“ 自己人 ”心态，对全过程参与实践设定更高标准与要求，致使其绩效评价与政治支持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细化和深化民众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感知、参与及其对政治支持的影响等内容，具体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细化对全过程人民民主态度的测量，如进一步区分其中的情感、认知与行为倾向，并探究态度的不同维度是否及如何对政治支持产生差异化影响等问题；二是更深入地探究全过程人民民主六维度绩效评价之间的异同，以及其呈现差异化效应的原因等问题，为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实践工作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