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① 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中华文明演进的内在动力机制，凸显了改革作为文明存续发展根本动力的历史辩证法。纵观中华文明发展史，从宗周礼乐文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的精神原型，至春秋战国时期管仲“通货积财 ”等经济变革、商鞅“徙木立信 ”等法治实践，再至秦汉时大一统国家治理体系的确立、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中制度的兼收并蓄，经唐代“贞观之治 ”的励精图治、北宋王安石“变风俗，立法度 ”的变法图强，迄至元代行省制度的创设、明代张居正“一条鞭法 ”的赋税改革、晚清面
中国古代变革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当代升华
对世界变局“师夷长技 ”的求强探索，中华民族始终在自我革新的道路上勇毅前行，中华文明得以除旧布新、螺旋上升，最终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现代转型。在历史积淀与现实淬炼的交织中，绵延数千年的改革传统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 ”的创新精神，更形成了兼具民族气质与实践智慧的变革思想体系。
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变革思想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对具体变法事件的史实考辨，以商鞅变法中赋役制度的确切内涵 ①、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社会融合机制 ②、张居正改革在传统国家近代转型中的历史作用 ③ 等为代表，相关研究旨在通过梳理史料脉络，深化对改革实践过程及其内在动因的认知。二是对改革家个体思想的系统梳理，诸如管仲改革思想的全面规整 ④、汉武帝经济政策的思想提炼 ⑤、王安石变法关键举措的思想溯源 ⑥ 等研究，侧重从理论层面系统还原变革思想的形成脉络与核心特质。
既有成果为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变革思想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也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失衡：一方面，忽视了古代变革思想中价值理念、制度设计和方法技术之间的关联，鲜有对古代变革思想体系内在逻辑的整体性观照；另一方面，对古代变革思想生成演进与精髓要义的提炼阐释不足，导致传统治理智慧在当代转译的过程中，往往陷入“理念抽象化 ”或“工具实用化 ”的认知误区。因此，如何在坚持“两个结合 ”的基础上，实现古代变革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仍是学术界亟待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
结合既有研究成果及其问题，本文基于“价值—制度—工具 ”三重理性分析框架，以中国古代变革思想的传续为研究进路，探讨其三重理性结构如何为当代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历史文化滋养，并揭示古今改革逻辑之间的深层贯通性，继而论证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坐标、文明根脉，以期为回答“历史基因如何参与现代治理 ”这一时代命题提供新的思考向度。
二、变革：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理念与实践的历史演进
从宏观维度审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理念与实践的历史演进，集中体现为变革思想体系的生成完善。这一思想体系绝非静态单一发展，而是在民心认同机制和治理效度检验的双重规约下，逐步积淀为兼具价值理性、制度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动态复合结构。其中，价值理性作为精神内核，实现民本思想的层累构造，为改革确立“因何而改 ”的核心导向；制度理性作为中间骨架，确立制度建设的基本维度，将价值理念转化为“何以建制 ”的稳定规范；工具理性作为实践抓手，形成改革方法论的多元递进，为解决“如何推行 ”的具体问题提供策略选择。三者相互衔接、协同
配合，共同塑造出具有中华文化特质的变革思想体系与实践路径。
（一）价值理性：民本思想的层累构造，奠定改革核心导向
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极其宝贵的思想资源。作为改革的价值导向与科学性来源，民本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古代政治理念与治理实践， 自始至终融入变革思想的演进历程，其基本内涵则是重民本、顺民意，厚民生、惜民力。民本思想发轫于上古三代，经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淬炼实现理论突破，后为历代思想精英与执政者持续阐释丰富，最终层累演进为具有完整架构的思想体系。
第一，先秦原典的理论奠基。中华文明以农耕文明为主要演进形态，涵养于乡土，根植于人民。民本思想由来已久，早在夏代以前便已萌发。《尚书 • 五子之歌》通过追述大禹“皇祖有训 ”的政治遗嘱，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的表述，将民生境遇与政权存续建立因果关联，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本源。殷商时期，统治阶级一度崇尚天帝神权，强调天命神授，过度依赖神权政治而忽视“人事”，陷入“民罔常怀，怀于有仁 ”① 的治理困境，最终不得民心而覆灭。代之而起的西周以“天命靡常 ”② 的历史自觉，通过“天听自我民听 ”③ 的哲学转换，将天命解释权从祭司集团下移至世俗政治领域，构筑起融会“敬德保民 ”和“以德配天 ”为核心理念的政治伦理体系，推动了从神本宗教信仰到民本政治理性的逐步转变。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制度逐渐崩坏，儒家学派对三代以来“天”“君”“民 ”的垂直统治结构进行了批判性重塑，剥离了“天 ”作为具体信仰目标的属性，转而建立起“君 ”与“民 ”之间的双向伦理关系。例如：孔子把“养民 ”④ 提升到政治根本的高度；孟子则通过“民贵君轻 ”⑤ 的价值排序，明确了人民的主体地位；荀子用“君舟民水 ”⑥ 的生动比喻，揭示出权力运行中的动态平衡规律。这些宝贵思想从政治方略、政权合法性、政治生态三个层面出发，阐明了人民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本体性地位，共同构成了早期儒家的民本思想谱系。同时，道家“以百姓心为心 ”⑦ 的治理智慧、墨家“兼爱”“利民 ”⑧ 的平民立场，以及法家“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⑨ 的实用主义，与儒家民本思想相互补充，共同丰富了先秦民本思想的理论维度，也为后世改革实践的价值校准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
第二，汉唐施政的内涵拓展。汉唐时期，一众思想家推动民本思想完成了从理论形态向治理逻辑的深层转化。西汉初期，贾谊通过对秦政暴虐的历史反思，提出了“夫民者，万世之本也 ”的著名论断，由此确立了“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 ”⑩ 的政治合法性逻辑。董仲舒基于“天人
中国古代变革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当代升华
感应 ”的哲学体系，将民本思想融入“天人合一 ”的政治伦理结构，运用“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① 的辩证关系，赋予民本思想以超越现实政治的道义高度，使“民 ”成为制约君权、落实“调均贫富 ”理想的伦理主体。这一理论突破，将民本思想从朴素理想升华为具有形上基础的治理策略。施政层面，汉武帝在诏书中明确提出：“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诗》云‘九变复贯，知言之选’。朕嘉唐虞而乐殷周，据旧以鉴新。其赦天下，与民更始。”② 北魏政权将均田制与汉化政策相结合，其深远意义不止于制度整合，而是在民族融合背景下，实现民本思想价值重构的治理创新。唐代统治阶层延续了儒家“以民为本 ”的核心理念，并将其进一步融入立法与司法的价值结构之中。例如：《武德律》远承周礼精髓，确立了“务在宽简，取便于时 ”的立法原则，反映出礼法传统中对民情民意的尊重；《唐律疏议》中“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的表述，则从治理哲学层面形成以民为本的德治体系。上述举措与均田制的土地分配正义、租庸调制的赋役均衡原则形成制度耦合，加之开元时期的检田括户制度保障民生根基、义仓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共同拓展了民本思想的治理涵盖力。
第三，宋明儒学的实践转化。北宋理学家程颢突破传统民本思想的理论束缚，将“民惟邦本 ”的施政理念转化为减税赋、办学堂等具体民生措施，开创了儒家民本思想从典籍阐释到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南宋时期朱熹继承二程“理在事先 ”的本体论，理念上强调“天下国家之大务，莫 大于恤民 ”③ , 实践中创立社仓之法，经福建建阳试点后，逐步推广并规范化，最终形成了一套全 国性的民生保障体系。至明代，王阳明以“知行合一 ”的方法论为指引，制定并推行《南赣乡约》，以“约法 ”形式将儒家伦理植入基层社会，形成政府主导下的民间自我管理体系。明清交替之际，黄宗羲系统批判了“家天下 ”体制，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 ”④ 的政治原则，将民本理念推向“公 天下 ”的新维度；顾炎武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 ”⑤ 的地方自治构想，探索地方自治的可能 性；王夫之主张“严以治吏，宽以养民 ”⑥ 的吏治思想，强调官吏治理与民生保障的平衡。可以说，宋明儒家的一系列实践探索，既保持着对先秦民本话语的内在延续，又为古代民本思想融入权力制衡、程序正义等现代性要素，由此使其突破原有思想边界，发展成为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向度 的改革哲学体系。
（二）制度理性：制度建设基本维度的确立，搭建改革框架基础
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与统治需求的升级，古代改革实践步入制度变迁的深层次阶段，既要突破改革的路径依赖桎梏，又要化解制度弹性的结构性矛盾。针对这一治理难题，古代思想家以制度理性为基点，通过规则形塑与系统调适，优化制度设计以适应治理需求，从而固化改革的核心内容和成果体现，形成了古代制度建设的基本维度。
第一，儒家学派依据“仁政”“礼治 ”奠定伦理规范框架，为制度体系提供道德评判标准，确立改革的伦理价值维度。价值内核层面，孔子秉持“齐之以礼 ”的治国理念，将“克己复礼 ”的个体道德修养升华为“礼乐政刑 ”协同运作的制度化框架，实现伦理价值的制度化转换。其“正名 ”思想进一步从名实相副的哲学命题切入，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① 的符号秩序论证制度伦理来源的正当性，为早期儒家将道德规范上升为制度准绳提供了理论依据。实践路径层面，孟子 在“仁政 ”学说中创造性地提出“制民之产 ”的系统治理方案，并以井田制为蓝本，设计出八家 共井的土地分配模式，既确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② 的生存保障，又在共同耕作公田 的过程中培育“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③ 的共同体精神，使道德理想获得物质载体，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技术，为后世均田制、义仓制等实践政策提供了原型参照。法理转换层面，董仲舒以“天 人同构 ”的宇宙论为逻辑起点，将“三纲五常 ”的伦理秩序阐释为阴阳五行的尘世体现，赋予先 秦儒家伦理思想神圣性、恒常性、普适性。根据“春秋决狱 ”的司法实践，董仲舒进一步将“原 心定罪 ”的伦理原则引入法律系统，成功实现“引礼入法 ”的制度突破，塑造出中华法系“礼法 合治 ”的独特品格。在系统性理论建构与司法实践的双重转化中，儒家伦理不仅深度融入改革进程，更逐步内化为制度变革的核心规范约束力。
第二，法家学派通过“法术势 ”结合打造严密的治理体系，为制度实施提供刚性保障机制，强化改革的执行机制维度。商鞅变法作为法家思想的实践典范，在秦国推行户籍连坐、军功授爵等制度，将治理哲学转化为可操作的施政方略。在具体实践中，商鞅强调“以刑去刑 ”④ , 通过重刑威慑实现无刑的理想状态，其“刑九而赏一 ”⑤ 的主张虽然极端，却在短期内迅速重塑了秦国社会秩序。《商君书 • 定分》中提出“名分定则势治之道毕 ”的论断，揭示了制度明确性对改革效能的强化作用；《垦令》《赏刑》等篇系统阐述的“壹赏、壹刑、壹教 ”的治国理念，集中展现法家学派对于“制度统一性”“行政标准化 ”的执着追求。⑥ 韩非子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创造性地将“法、术、势 ”三大治理要素融合为有机统一的治理体系。“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⑦ , 强调法律的权威性与公开性；“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 ”⑧ , 阐述君主驾驭臣下的权术；“势者，胜众之资也 ”⑨ , 点明君主权势的重要性。此外，韩非子倡导的“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⑩ 的理念，形式上具有超越身份等级的平等表象，却在一定程度上将法律异化为君主统治的工具。就中国古代社会而言，法家学派治理模式的积极性在于其所倡导的“不法古 ”的变革精神，使制度刚性发挥到极致，强化了国家控制能力，实现了对社会资源的有效动员整合，确保改革措施的全面落实与自我强化。但其缺陷也较为明显，主要是过度
中国古代变革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当代升华
强调国家管控，压缩了社会自我调节的空间，导致礼法结构陷入长期稳定且逐渐僵化的状态，民间自治功能也随之弱化。
第三，道家学派秉持“无为而治 ”维系政治生态动态平衡，为制度运行开辟弹性调节空间，彰显改革的调节智慧维度。《道德经》中“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的治国思想，主张通过“无为 ”克制干预主义冲动，让制度体系在顺应自然规律中实现“无不为 ”的治理效果，诠释了改革进程中“有为 ”与“无为 ”的辩证关系。这一治理哲学在《庄子》中得到传承发展，“在宥天下 ”理念倡导如天地化育般守护百姓，使百姓“安其性命之情”，体现了对个体自由与社会自治的价值推崇；“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 ”的层级治理观，能够保持核心价值体系的稳定性，同时赋予基层治理充分自主创新空间，形成顶层无为而治、基层有为竞进的治理结构。《黄帝四经 • 经法》中提出的“应化之道，平衡而止 ”的调节原则，强调改革策略需坚持“时、度、效 ”的有机统一。《淮南子 • 主术训》提出“权势之柄，其以移风易俗矣”，主张借助文化浸润、习俗引导等非强制手段，达成“潜移默化而天下化 ”的治理境界，进一步揭示出柔性治理对刚性制度的补充作用。道家学派“因循为用 ”① 的调节智慧，在汉朝初期转化为“载其清静，民以宁一 ”②的治理实践，充分印证了制度弹性与社会活力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儒、法两家相比，道家的治理哲学呈现出独特的思想特质。其以“道法自然 ”为理论根基，强调遵循自然规律的渐进改革逻辑，通过“致虚守静 ”的制度留白，构建起包容性的制度框架，为多元利益诉求保留对话空间，避免制度刚性压抑社会多样性，从而为改革机制赋予能够适应复杂现实的弹性调适能力。
（三）工具理性：改革方法论的多元递进，拓展改革的实现路径
中国古代变革思想的演进历程，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工具理性的历史性展开，其中改革方法论的持续革新，既为改革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施策略，又赋予了改革实践独具特色的操作艺术。多元变革思想在方法论层面并非传统治理手段的简单延续，而是从宏观设计向微观操作、从理念创设向技术深化的递进过程。具体而言，其呈现两大特征：
第一，局部突破与系统整合的双向互动。这一特征深刻彰显中国古代改革方法论中蕴含的“ 由点及面 ”的系统思维，即通过关键领域的重点突破形成改革支点，再以多领域协同联动带动改革全局效能跃升，实现局部变革与整体优化的动态平衡。以历史实例而言，管仲变法、汉武帝改革、元代行省制度推行等重大变革，皆生动诠释了此种改革智慧的实践效能。其中，春秋时期的管仲变法最具代表性：在经济领域，创设“官山海 ”策略，通过控制经济命脉迅速充盈国库；推行平准法调控市场物价，以“轻重之术 ”平衡供需关系，激发商品经济活力。在社会治理领域，首创“士农工商 ”四民分业定居制度，通过专业化生产提升社会效能。在财政税收领域，实施“相地而衰征 ”③税制改革，促进土地制度与国家财政体系深度衔接。这些举措并非孤立的单点突破，而是相互关联、彼此支撑的有机整体。经济集权为军事扩张提供物质基础，职业分层为社会稳定奠定结构支撑，
财税改革则为国家治理注入持续动能，从而实现农业生产力、社会动员力与中央控制力的系统性提升。在先秦改革的思想谱系中，管仲思想以其独特的形上思辨特质，创建了中国古代最早的系统调控理论体系，清晰勾勒出从具体政令设计到治理哲思的跨越。其以局部经济改革撬动全局治理升级的智慧，反映出中国古代变革思想的早熟性，也为当今社会探索制度创新如何扎根于实践土壤，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思想资源。
第二，渐进调适与边际突破的辩证统一。这一特征集中体现中国古代改革方法论中深植的“执两用中 ”的治理哲学，即在维持社会稳定和突破制度惯性的前提下，将制度变迁分解为可控制的边际调整单元，通过微创新积累改革势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改革跃迁。以宋代王安石的市易法为例，其以传统常平制度为切入点，由政府介入市场，在商品滞销时平价收购，避免物价暴跌损害生产者利益；随着实践推进，增设赊贷市务，向中小商贾发放定向赊购额度，将政府功能从稳定市场拓展到商业赋能，初步触及金融资本对流通领域的介入；到制度成熟期，进一步建立动态轮储机制，依据季节差价和供需弹性实施物资吞吐轮换，最终形成涵盖价格调控、资金支持、物资调配的市场调控体系。这一过程历时十余年，通过层层递进的调适，市易法实现了对传统自由放任市场模式的结构性革新，展现了在渐进调适中寻求局部突破，继而推动制度体系重构的改革逻辑。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清代“摊丁入亩 ”等重大赋役改革同样并非一蹴而就，也是经历长期探索与局部试点，攻克关键难点后，方才得以全面推行。可见，中国古代改革家善于采用分阶段、抓关键的渐进调适路径，以边际调整替代整体革命，完成制度体系的静默革新。更进一步讲，这种非暴力的改革方式构成了中华文明“超稳定结构 ”的重要维系机制 ① , 其中在处理复杂系统治理时，坚持以绣花功夫推进制度创新，推动改革工具从威权型向技术型嬗变的智慧，对全面深化改革仍具有启示价值。
三、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古代治理智慧的当代升华
历史积淀是当代创新的源头活水。在“价值—制度—工具 ”三重理性中熔铸而成的中国古代变革思想，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内生性治理智慧，更以其深厚的文化基因，为当代中国改革实践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发展，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特征可以从古代变革思想三重理性架构的当代升华来认识，即民本思想的传承超越、制度基因的当代激活和改革方法论的守正创新。这种改革实践进程的深化拓展，既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将改革进行到底的使命自觉，又体现出以历史纵深视角弘扬传统治理智慧、以时代发展逻辑创新改革方法论的鲜明特质。
（一）民本思想的传承超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
中国古代变革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当代升华
对富民、贵民、爱民、养民等古代民本思想精髓进行创造性转化，吸收融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当中，赋予古代民本思想新的时代价值，实现了理论根基、价值取向和文明贡献等多维度的创新性超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全面深化改革，① 彰显了改革与人民性的内在统一。
第一，在理论根基上，实现了从“代民做主 ”到“ 由民作主 ”的根本性转变。古代民本思想依附于“君权天授 ”的等级秩序，以“君主为民父母 ”为逻辑起点，统治者将惠民政策视为上位者对下位者的恩赐，人民处于治理客体的被动地位，并未真正获得权利。伴随近代历史的演进，古代民本思想经西方民主理念冲击，在批判继承中开启转型与重建，② 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下，人民深陷“三座大山 ”压迫，民主诉求呈现理论构想与现实操作之间的深层断裂。为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结合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尤其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新要求，坚持“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的宪法原则，践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的工作方法，构建起“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 ”的治理逻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③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道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特征，凸显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显著优势。④ 作为党领导人民创建的新型政治文明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机融合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统一 ”原则，⑤ 通过制度创新丰富民主形式，推动人民当家作主从政治宣言转变为具象化、可操作的治理实践，从根本上重塑了国家治理中的主客体关系，确保人民主体地位在各个环节落地生根。
第二，在价值取向上，实现了从“以民固政 ”到“为民谋福 ”的跨越性升华。古代民本思想中“重 民”“安民 ”的主张，本质上属于统治技术体系。正如贾谊《过秦论》中“牧民之道，务在安之 ”的著名论断，反映出古代民本思想的工具性特征，民生福祉作为巩固政权的手段，其终极目的是“ 固政”。这种价值体系虽然包含一定的进步因素，但并未破解君民二元对立的权力格局，人民的生 存保障与统治者的政治安全形成脆弱的平衡，一旦统治危机解除，“与民休息 ”的政策措施往往 随之松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确 立了人民至上的政治伦理，将价值主体从统治集团转向人民群众，价值内涵也从基本生存拓展到 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⑥ 。这一论述阐明 了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即实现人民在物质富足、政治参与、文化享有、社会公正、生态 宜居等方面的多重愿景，这已远远超越了古代民本思想的价值理性，使“为民谋福 ”成为独立的 价值目标。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将这一价值立场转化为系统的制度安排。“十五五 ”规划时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被全面贯彻于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部署之中，并着力深
化“投资于人 ”的战略实施，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生育、教育、医疗、养老、技能培训等领域，有力确保民生改善的可持续性。从“以民固政 ”到“为民谋福 ”的价值跨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超越传统的伟大政治智慧与使命担当。始终植根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将人民安危冷暖置于首位，正是中国共产党保持生机活力的大本大源。
第三，在文明贡献上，实现了从本土治理智慧到人类共同价值的拓展性飞跃。在理论边界上，古代民本思想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空间上局限于本土疆域，时间上服务于王朝更替，价值上归依于君主德政，这使其难以摆脱历史周期律的治理困境。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解放既要通过生产力发展突破自然奴役，更要借助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变革挣脱社会束缚；而对平等、正义等道德理想的追求，其实现程度由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生产关系性质所决定，并通过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逐步转化为历史进程。① 换言之，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全球交往的不断深化，必然要求打破束缚其发展的旧有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国际关系，而这一切的最终指向，正是“ 自由人联合体 ”的全球实现。在当代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立足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汲取“以人为本 ”的传统民本智慧，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回答“建设一个怎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样的世界 ”的时代之问。从内涵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实现“五个世界 ”② 为奋斗目标，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全球治理体系革新，将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行为准则，以打造新型国际关系为主要依托，在“ 四大全球倡议 ”的战略指引下，借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推进实施。在时代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 ”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鲜明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并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各国人民的福祉紧密相连，将中国的发展前景与世界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跨越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文化以及发展阶段的差异，③ 不仅极大拓展了中华文明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更从根本上重塑了全球发展的价值根基，使古代民本思想实现了从本土智慧到全球共识、从特殊经验到普遍真理的文明飞跃。
（二）制度基因的当代激活：以制度建设为主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将改革置于历史纵深中审视，制度建设始终是贯穿古今改革的核心命题，其根本性作用已为理论思辨与实践磨砺共同证实。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框架稳步确立，为国家发展稳定筑牢根基；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一系列制度体系，支撑了工业化基础与民生保障的起步；改革开放后逐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体系，推动治理模式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当前我国正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必须依靠制度建设巩固改革开放成果、激发改革内生动力。同时，也要运用古代制度建设的经验智慧，回应制度变迁的时代诉求与人民愿景，推动制度体系更加成熟。为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坚
中国古代变革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当代升华
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 ”确立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不仅延续了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制度建设传统，更彰显出新时代语境下以制度现代化支撑国家现代化的战略远见。
第一，坚守中华制度文明基本维度，厚植改革发展的文化沃土与实践根基。面对改革进程中“形 ”与“势 ”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本源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① 回溯历史，当代中国制度体系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根脉深植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沃土之中，其形态凝结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之上。当前中国改革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然触及深层次利益调整，也将伴随观念碰撞和阻力。要深入挖掘阐发中国古代变革思想中蕴含的变革图强、家国一体、责任担当等精髓要义，借助文化认同的深厚情感纽带，筑牢制度自信的心理基石，守住根和魂、本和源、旗和路 ② , 引导公众从民族复兴和文明赓续的高度认识改革、支持改革，形成改革合力。同时，坚守古代变革思想中的制度理性维度，将以法治为根本保障的要求贯穿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过程。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及时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国家法律或党内法规，避免“翻烧饼”“人走政息”，为改革发展提供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对于改革中的顽瘴痼疾，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通过法律的立改废释，及时破除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层利益固化的制度性藩篱，为改革划定边界、提供规则，为创新探索开辟合法通道。
第二，把握刚柔相济的制度演进逻辑，构建兼具历史根脉与时代特质的制度文明新形态。历史经验表明，成功的改革从来不是脱离传统的“推倒重来”，而是在坚守文明本源前提下的渐进 优化。这一变革智慧的当代转化运用，集中体现为“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 度 ”③ , 从而保持制度刚性约束与柔性调适的动态平衡，在守正创新中搭建起层次分明的制度实施 体系。所谓制度“刚性”，是对历史根脉的坚守传承，对应“筑牢根本制度”，重在维护制度的权威性与稳定性，确保国家发展方向不偏移，其核心是持续强化党的领导制度、坚持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④ 所谓制度“柔性”，是对时代特征的积极回应，对应“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即统筹制度的渐进性与适应性，以提升改革效能、激发 社会活力，其具体实践涵盖科技创新、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多个领域。例如：在科技创新领域，聚焦破除创新要素流动壁垒，通过“揭榜挂帅”“赛马 ”等竞争性机制、全链条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权益分享机制，为创新探索提供制度包容空间；在社会治理领域，立足多元协同需求，健全“五治融合 ”制度体系，完善网格化服务管理标准，推广“街乡吹哨、部门报到 ”工作机制，让基层治理更具时代弹性；在民生保障领域，紧扣民生需求变化，创新相对贫困治理 制度，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制度，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以灵活适配的服 务彰显民生温度。
（三）改革方法论的守正创新：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
全面深化改革是系统性、整体性的社会变革，必须坚持整体推进，协同推动各个领域的发展进程。但整体推进并非平均用力，而是既要突出重点，聚焦关键领域集中发力，又要系统协调，统筹兼顾各方面改革衔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汲取古代变革思想中“ 由点及面”“执两用中 ”的经验智慧，把握实践要义，确立了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 的科学方法论。
第一，“更加注重系统集成 ”着眼于改革的整体性，要求立足全局视角统筹谋划改革进程。改革不是静态修补，而是永不停步的革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① 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是改革的鲜明特质。现阶段，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往往具有多重性和关联性，各类矛盾相互交织、新旧挑战叠加并存，这就决定了改革不能停留在单点突破或碎片化推进，而必须是触及根本、全域协同的系统性变革。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虽已实现历史性跨越，但前进道路上仍然挑战频生，对改革的深度、广度和协调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更高要求。因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制度创新与政策配套协同发力，着力增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的联动性、耦合性。例如：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建立能耗双控与产业准入的协同标准，完善长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向赋能；围绕基层治理现代化，推动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并向乡镇下沉，构建群众诉求响应与社区评议机制，促进治理效能与民生实惠同步提升；针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统筹文物保护修缮与文化创意开发，建立文化消费补贴与文创产业扶持的联动政策，推动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共同实现。以此打通堵点、连接断点，从而释放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的系统集成效应。
第二，“更加注重突出重点 ”重在改革的结构性，要求在渐进式改革中精准把控节奏。古代变革思想深刻昭示，缺乏重点的“一刀切 ”式改革，不仅难以形成有效突破，更可能因用力分散而损害改革成效，弱化其本应具有的阶段性、探索性特征。回顾改革开放历程，其清晰呈现出分阶段、抓重点、循序渐进的推进逻辑。当代中国改革所面向的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宏大系统工程，涉及深层次社会结构与国家治理关系的调整，尤其在当今世界格局加速演变的背景下，更需识别主攻方向、优化实施路径。要科学研判改革的优先次序与战略重心，着力避免“面面俱到、主次不分 ”的误区，紧扣“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 ”的核心要求，集中优势力量攻克那些牵动全局、亟待突破的关键领域。正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所强调的，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重点任务予以推进，通过突破性进展形成示范效应，方能有效激活改革全局，持续优化整体进程，最终实现重点突围与全面深化的良性互动、协同共进。
第三，“更加注重改革实效 ”强调改革的实践导向，要求将改革蓝图切实转化为可感知、可
中国古代变革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当代升华
衡量的治理效能。改革实践需兼顾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而目标导向的根本落脚点在于改革的实际成效。检验改革举措的合理性、力度的精准性以及步骤的科学性，其最终评判尺度均需回归到实效层面。事实上，古代变革思想价值理性的根本追求、普通民众评价改革的核心标尺也同样聚焦于此。由此可见，改革成效不仅关乎人民对改革的满意度和认同感，更深层次地影响着国家与社会、政党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①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② , 使改革实践精准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例如：通过实施“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行动，精简台账报表，推动资源权限下沉，大幅提升基层服务效能；深化医疗保障改革，扩大报销范围，推进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切实缓解群众“看病贵、报销繁 ”问题；推进城市更新行动，重点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推动居民从“住有所居 ”迈向“住有宜居”。这些改革举措实现了每一项改革都奔着解决问题去、朝着发展目标进、围着人民满意干，提升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夯实了改革落地见效的基础支撑，使改革红利真正转化为发展动能与民生实惠。
中国古代变革思想在“价值—制度—工具 ”三重理性框架中的生成与演进，雄辩地印证了中华文明内生的变革精神，深刻回应了“变革开放是历史常态 ”的大历史观，鲜明体现了传统治理智慧的实践特质。在价值理性层面，民本思想的构建奠定了改革的核心导向；在制度理性层面，基本维度的确立搭建了改革的框架基础；在工具理性层面，多元方法论的递进拓展了改革的实现路径。三者环环相扣，共同熔铸成富有中华文化基因的变革思想体系。这一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突破了既往研究或囿于个案考辨、或限于个体思想的窠臼，以整体性、系统性的分析框架，揭示了中国古代变革思想的内在逻辑与动态结构，为理解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是对坚持“两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学术尝试。
从实践意义来看，要让这些思想精髓在当代发挥作用，既要扎根传统治理经验进行创造性诠释，更要结合当下治理需求推动创新性发展。当前改革步入攻坚期与深水区，传统治理智慧可为解答“历史基因如何参与现代治理 ”这一时代之问提供关键锁钥。古代变革思想中蕴含的民本导向、系统思维、渐进策略、刚柔相济的制度演化逻辑以及守正创新的方法论原则，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转化，已深度融入“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系统集成的改革方法论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建设之中，为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丰厚的历史文化滋养与深刻的实践启示。展望未来，唯有持续推动古代变革思想精华与当代治理实践深度融合，始终保持守正不渝的创新精神与战略定力，方能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不断开创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局面，从而实现中华文明当代升华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斯文在兹：南孔文化价值体系及其对中华文化当代传承的启示
孙海科 1，周 丹 2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