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引言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不断加剧，经济金融、公共卫生、生态环境危机交织，文明冲突此起彼伏，凸显全球治理领域实效不足、行动力缺乏的困境。在“逆全球化 ”浪潮中，一些国家无视人类社会是相互依存之共同体的事实，坚持对立思维、以邻为壑，“以排他取代包容、以强硬取代协商、以单边取代多边 ”① , 把国家主权凌驾于国际合作之上，扰乱世界秩序、造成矛盾冲突，对全球治理构成严重威胁。全球冲突数量达到“二战 ”结束以来新高，外空、网络和数字空间等新领域治理面临泛安全化风险，全球治理任务愈发繁重复杂。全球治理还呈现明显的滞后性和碎片化态势：“全球南方 ”群体性崛起，“南
南贸易 ”已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增长空间，但全球治理机制未能完全反映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美西方国家以“去风险 ”为旗号打造“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芯片四方联盟 ”等伪多边制机构，侵蚀联合国多边治理的效能根基，严重阻碍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推进。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① 一方面是全球问题尖锐 复杂，人类面临全球性挑战，对全球治理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为开启人类新型治理格局提供契机。站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十字路口上，共创美好未来的呼声愈加强烈，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构建更加公 正合理、能够带来文明新秩序的全球治理体系。2025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 + ”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的核心理念 ② , 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促进人类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目前学界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从全球治理体系的制度性困 境 ③、范式创新 ④ 等视角梳理其逻辑缘起；二是立足全球治理倡议的五个核心理念 ⑤、“两个结合 ”⑥ 阐释理论内涵；三是从中国贡献 ⑦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⑧ 等视角揭示价值意义；四是聚焦国际传 播 ⑨、知识体系构建 ⑩ 等规律性研究。现有研究触及了全球治理倡议的多重面向，但对“两个结合 ”特别是“第二个结合 ”视域下的学理化阐释尚显不足。“‘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⑪ 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 “第二个结合 ”具有引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焕发文明精神的普遍性意义，不仅为理解与把握全球治理倡议提供了系统化的学理支撑，而且为全球治理倡议为何能落实以及如何落实提供了更全面的阐释框架。本研究立足“第二个结合”，阐释全球治理倡议的理论意蕴，论证全球治理倡议在当代场域中的实践指向与文明价值，既回应理论研究需要，亦助力瓦解资本主义全球治理霸权叙事、凸显全球治理倡议的文明特质，推动从认知共识向实践共识转化。
二、“第二个结合”赋能全球治理倡议的理论意蕴
新时代以来，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作为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贡献的最新理论范本，全球治理倡议深刻体现“两个结合 ”特别是“第二个结合 ”逻辑。“第二个结合 ”作为思想
⑪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5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年，第 291 页。
根基与资源，赋予全球治理倡议丰富的理论意蕴，赋予其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
（一）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思想与中华“和合共生”理念相融合的治理认识论
正确的认识论是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推动全球治理科学化的前提。马克思指出，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交往会突破民族地域局限、拓展为世界交往，跨文明交往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指明，不同文明在横向交汇中产生融合与冲突，各交往主体要充分意识到彼此需要和依赖。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共生并进的理念，同样塑造了世界交往之道。全球治理倡议汲取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思想与中华文明“和合 ”哲学思维，倡导建立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彰显着包容性的交往自觉。
坚持平等、包容、互鉴，是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思想的核心要义，指向世界历史背景下不同文明交往的尺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 ”① , 但在交往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矛盾与冲突，只有“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 ”② 才能重塑交往关系。列宁明确提出：“把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③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 ”④。 “ 民族历史 ” 日益转向“世界历史 ”的规律不可逆转，各国要塑造包容、联动的交往观，努力以自身发展促进其他国家的发展。如果无视人类社会相互依赖的事实，一贯奉行掠夺性霸权，则会反噬自身、贻害国际社会，导致全球治理危机。
中华文明蕴含着包容、和善、融合的文化基因，以“和 ”为“道 ”塑造秩序与规则。“和合共生 ”揭示出万物各得其所的运行之道，一以贯之于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宇宙观，共进大同、协和万 邦的天下观，和而不同、民胞物与的价值观。先秦时期已出现“和合 ”等词，《周易》《尚书》《国 语》等均有论述。《礼记 • 中庸》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天下”思想蕴含的兼容并蓄、和谐共生等治理理念，彰显古代中国治理的世界思维。“和合共生 ”理念 为打破民族国家的囿限提供规律性指引，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由“权力主导型 ”向“文明共生型 ”发展，促成对话合作、结伴而不结盟的广泛协作。
推动世界发展从“一元主导 ”走向“多元共生”，从“文明冲突 ”走向“文明互鉴”，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只有尊重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全球治理的倒退或破碎。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建立融会贯通、求同存异、和谐共生的多边关系，为规范国家之间合作关系提供了根本的认识论指引。立足平等、多元、包容等原则开辟全球治理新空间，建设包容性与公平性更高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坚持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然选择，也是超越隔阂实现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的必由之路。
（二）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思想与中华“民本”传统相贯通的治理价值论
价值立场是关涉全球治理属“人 ”还是属“物 ”的核心议题。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至上，把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最终目标，与中华文明以人、以民、以德为本的价值取向相耦合。全球治理倡议赓续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思想与中华民本思想的价值追求，倡导以人为本，将“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 ”置于全球治理的价值中心，确证全球治理的属“人 ”性，明晰了全球治理的价值归宿。
一方面，“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 ”① 。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立场，致力于为全人类谋解放。在具体历史实践活动中，无产阶级以“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 ”② 为主要指针进行革命，努力增进全人类普遍利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改革、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 ”③ , 在践行初心使命中造福人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强调“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追求 ”④。
另一方面，“民本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列子 • 天瑞》）， “人 ”是个体生命与家国天下、别异与和同、物质满足与精神价值之统一。元典中“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尚书 • 泰誓》）等语，强调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根本性作用。先贤把仁义道德由人性推广到社会治理、家国天下，提出仁政、王道思想，构建民本思想的政治制度化路径。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的使命担当，黄宗羲“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 （《明夷待访录 • 原臣》）的价值追求，将民本思想上升至宇宙伦理高度。从“以民为先 ”的朴素原则，到“仁政 ”学说所确立的政治哲学，再到宇宙秩序层面人文价值的升华，民本思想始终贯穿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发展历程，集中体现为民谋利、为民造福的治理价值取向。
（三）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华“经世致用”精神相交融的治理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是致力于现实社会改造的行动哲学，强调“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⑤ , 与中华“经世致用 ”精神相契合。全球治理倡议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华文化中的“经世致用 ”思想相结合，致力于构筑标本兼治、既解决当前全球问题又应对未来风险挑战的可持续解决方案，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提供方法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强调“解释世界 ”与“改变世界 ”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⑥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实践论》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19 页。
等著作中对“实践第一 ”原则作出阐释，强调“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①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继续作为重要原则。习近平 总书记注重实干、实践行动和实际效果，强调“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才能梦想成真 ”② 。中国 共产党一贯坚持实干兴邦的执政理念，也以实践精神推动建设国际秩序。“治国平天下 ”“经世致用 ”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思想，为全球治理倡议提供文化支撑。具有实践意蕴的“经世致用 ”思想突出对世务的关注、对实干的坚持，其基本精神指向济世安民的实效，既讲求经纶济世之道，又关注 制度建设、方针政策等具体治术。
立足当前紧迫性问题，着眼未来长期性挑战，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把参与全球治理的目光转移到解决实际问题上来，切实履行责任、作出贡献，全球治理可持续发展的局面才会形成。《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提出，中国将依托联合国、有关国际组织及区域次区域多边机制，会同各方采取积极行动。③ 这一面向未来的实践宣言体现着务求实效的中国治理哲学，也是对“经世致用 ”思想的传承。
全球治理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有机整体，关键在于解决实际问题，更在于应对变局的文明思维与系统谋划。全球治理倡议提出的“坚持力求实效”，既是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的必由之路，又是关系到全球治理整体性创新性发展的伟大革命。全球治理的活力源于实践，只有世界各国携手共同行动，加强统筹协调、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才能在创新实干中提升全球治理成效。
三、“第二个结合”拓展全球治理倡议的实践指向
全球治理倡议应对世界历史变局，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在扬弃和超越资本主义全球治理逻辑的基础上，以真正“全球性 ”重塑治理理性，展现出强大的实践动能。这一进程是破解 当前全球治理困境与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也是“第二个结合 ”理论底蕴的生动体现。“第二个结合 ”为全球治理新范式新方案新前景提供了文化基因，拓展了全球治理倡议的实践指向。
（一）超越资本主义全球治理的新范式
西方国家以全球治理之名行全球统治之实，凭借资本扩张，迫使一切民族按照资本主义文明的面貌推进人类治理的历史进程，使得全球治理长期陷入“零和博弈 ”逻辑之中。全球治理倡议在理念与实践层面实现对资本主义全球治理的超越，明确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坐标。
其一，超越“ 中心－边缘 ”的异质性冲突，在差异性的辩证张力中开拓包容互鉴的多中心化格局。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宣扬“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 ”等论调，企图设置全球治理的西方式终点。其实质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
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① , 使得一大批落后国家从属于资本主义国家、东方从属于西方。全球治理领域亟须构建以尊重差异性为基础的治理体系，通过加强交流，推动实现和谐发展，全球治理倡议正是对这一时代呼唤的现实回应。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 · 滕文公上》）、“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 · 郑语》），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 ”② , 二者内在契合，共同昭示差异性是人类最本质也最重要的属性。在“第二个结合 ”视野下，国家和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更不存在唯我独尊的形态，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在平等对话中形成和而不同的格局。
其二，超越丛林法则，开拓和平发展、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全球良治善治。资本主义全球治理始终围绕资本利益展开，诉诸武力等手段使全球治理资本化、资本全球治理化。在资本主义关系中，虚幻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 ”③ ,“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 ”④ , 虚假的个人利益被上升为人类治理的普遍需要。恩格斯指出：“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⑤ 资本的统治不仅使西方陷入前所未有的悖论之中，而且使全球治理困于分裂与隔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是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包容普惠、互利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⑥ 在传承中华文化睦邻友好、守望相助精神的同时，全球治理倡议尤为重视“过程善治 ”与“结果善治 ”的统一，“既注重程序正义和规则共建，也突出发展成果的普惠共享 ”⑦ , 致力于建立解决全球性剥夺问题的秩序、规则和机制，推动全球治理健康发展。
其三，超越“权力逻辑”，以“能力逻辑 ”为立足点开拓合作治理关系。资本主义全球治理“要求把一切生产领域内剥削劳动的条件的平等当做自己的天赋人权 ”⑧ , 把适合剥削别国劳动的各种因素当作本国的自然权利，以国家规模和实力进行国际政治的权力博弈，“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⑨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为满足本国政策偏好和国家利益，长期将国际组织视为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附属品，形成以大国为核心的等级性授权。⑩ 全球治理倡议倡导“能力逻辑 ”发挥作用，即各国在全球治理中除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参与外，还需在知识、技术、人才等方面提供资源和力量。从“权力逻辑 ”转向“能力逻辑”，正是基于“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礼记 • 礼运》），以及“扎实的知识 ”⑪ 在生产和治理中的重要性。中国积极构建全球伙伴关系，在多个国家实施“鲁班工坊”“光明行 ”等项目，为当地源源不断输送人才、教育等，将全球治理倡
⑪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46 页。
议落地落实。
（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新方案
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是大势所趋，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全球治理倡议聚焦“由谁治理、如何治理、为谁治理 ”核心问题，阐明需要遵循的方向与原则、方法和路径，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新方案。
其一，推扩“ 由谁治理 ”的主体圈层，解决代表性严重不足的问题。长期以来，全球治理主体局限在西方范畴之内，“由谁治理 ”的全球治理结构问题日益凸显。马克思主义遵循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和正义观念，追求公正平等的国际正义。中国文化批评“以力假仁 ”的霸道，崇尚“以德行仁 ”的王道。全球治理倡议摒弃强权逻辑，正视各国的差异性，以“共同发展、共同治理、共同受益 ”① 绘制具有最大公约数的圈层，“努力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多体现和反映大多数国家利益和诉求，提升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 ”② 。其深刻回应“全球南方 ”长期呼吁的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极大地激发“全球南方 ”参与全球治理的主动性，推动“全球南方 ”的联合自强，增强“全球南方 ”追求战略自主的力量，从而加快汇成全球治理新力量，重塑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秩序。
其二，重塑“如何治理 ”的规范依据，创新制度机制维度。马克思强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 ”③ 。在全球政治场域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长期推行制造危机的“威胁叙事 ”和鼓吹“自由经济 ”的“ 同意叙事”，将全球治理机制垄断在西方系统性霸权下。中华文明对秩序的追问蕴含以德为本、礼法合治的辩证内核，“礼 ”是规范社会存在的根本制度、指导“法 ”的根本原则，“法 ”是秩序 的制度载体，④ 二者相济方能提升规则的民主化与公信力。全球治理倡议锚定全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明确国际法治的核心地位，提出建设性标准。历史地看，从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明确国 际法治的核心价值，中国不断提出消减全球治理机制合法性赤字的新主张，积极推进国际秩序法 治化，为回答“如何治理 ”贡献中国智慧。
其三，强调“为谁治理 ”的价值旨归，彰显人类福祉关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了中华文化“天下大同 ”思想的当代生命力，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提供目标指引，即全球治理不应以大国竞争为中心，而要把增进人类福祉作为根本目标。长期以来，国际体系缺少再分配功能的国际制度，客观上导致全球南北差距不断扩大。“每个国家都有发展的权利，各国人民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⑤ 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要持续增进各国人民福祉，促进国际社会进步。
中国“坚决反对霸权霸道霸凌行径，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各国人民共同利益 ”① , 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推动大量“小而美 ”民生项目的发展。全球治理倡议秉承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围绕全人类共同福祉，探寻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路径，为全球共同繁荣发展贡献实践智慧。
（三）描绘真正“全球性”治理的新前景
“全球性 ”治理不是形式、表象上超越国家边界的全球治理，而是本质上由全人类共同掌握的总体性实践。中华文化始终以整体性视角理解人、事物和世界，其文明智慧促使人类生成追求共同发展的总体意识。马克思主义从“类存在”“类本性 ”回应人类发展之问，形塑治理的理想样态：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 基于“全球性 ”治理的发展基础、时代使命、效能实现，全球治理倡议描绘了全球发展全面均衡的新前景。
其一，彰显利益关系、情感关系和价值关系的联结共通，夯实“全球性 ”治理的发展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③ 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摆脱世界性治理困局，需要各国加强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共同解决风险难题。全球治理倡议“坚持要合作而不要对抗，要双赢、多赢、共赢而不要单赢，不断寻求最大公约数、扩大合作面 ”④ ,以精神纽带、情感纽带、价值纽带、信念纽带构筑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交往场域。
其二，最大化汇聚全球治理力量，践行“全球性 ”治理的时代使命。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 ’的小圈子 ”⑤ 。全球治理倡议展现出破除既有治理结构局限的自觉自为，致力于推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 ”治理。全球治理倡议一方面以进步的多元主义取代旧有的一元主义治理观，在全球构建平等、开放、合作的治理关系，拓展全球治理的主体范畴；另一方面拓展具有世界胸怀且可持续的治理视野，催化知识共创，实现全球治理的持续化和理性化。
其三，使全球性问题回到全人类共生共赢共融的治理机制中，促进“全球性 ”治理的效能实现。从人类实践过程来看，全球治理的历史性进阶涉及人类如何处理人与世界整体关系问题：是 按照小范围内的利己思维处理，还是以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加以解决？“全球性 ”秩序应指向“人 ”而非基于“区域”。从人类实践结果来看，并非所有参与治理的力量都有利于“全球性 ”秩序的进阶和转型。实现“全球性 ”治理理想，关键在于反对单边和激进的路径，坚持共商共建共享。面对“‘生态秩序’‘社会秩序 ’和‘价值秩序 ’所累积的深刻矛盾 ”⑥ , 全球治理倡议以共同特征 与中国特色相统一的世界视野，提升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的治理效能。
四、“第二个结合”升华全球治理倡议的文明价值
“第二个结合 ”既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又以胸怀天下的视野观照人类美好未来；不仅体现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文明观，更彰显文明、善治及人民性、世界性的统一。全球治理倡议彰显“第二个结合 ”的真理力量与实践伟力，在民族与世界、历史与未来的交汇中展现文明价值。以“中国为方法 ”的世界关怀将中国价值转化为世界价值，既彰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责任担当，又推动中国之治独特实践在世界范围得到新的呈现和发展，实现与全球治理良性互动，赋能全球治理及文明、人类共同发展之跃迁。
（一）彰显中国之治的文明优势，注入中华文化治理智慧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 ”① 。五千多年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塑造了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主体性，并将观察“中国特色 ”的视角扩展到整个人类文明史的视野。“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尚书 • 舜典》），“‘文 ’象征着治世之道，‘明 ’则体现统治者应具备的治理能力 ”② ,“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孔颖达疏），表征了文德辉耀、多元通和的文明开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 ”③ ,“第二个结合 ”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不仅以旧邦新命的历史自信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更指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宏伟目标。中国之治贯通着制度、人民、天下的治理逻辑，在理念、方法、 目标等方面都蕴含丰富的全球治理现代化基因；其与西方之乱的对比，体现资本主义悖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站在人类发展进步立场，中国共产党走出兼具社会主义性质与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以全球治理倡议彰显政党能力、人类情怀。全球治理倡议构建全新世界性议题，是中国话语在国际舞台上分量提升，重构交往理性与世界精神的体现。
“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④ 全球治理倡议不是理想主义的抽象表达，其生命力和可信度源于创造两大奇迹的中国之治。中国之治探索发展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五大文明 ”协调发展、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既推动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获得具体现实性，又极大拓展中华文明的时代意涵，在更高境界上推动“两个结合”，为全球治理、人类文明带来新的价值因素。“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⑤ 全球治理倡议推动中国之治的世界叙事，实现民族本位向天下关怀的历史性跨越，向世界展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追求。以中国之治参与全球治理，不仅展现其在世界现代化和文明进程中的特殊贡献，更将中华治理智慧融入世界文明，为人类未来路径提供全新选择。
在全球治理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中国以开放、柔和、务实的方式引领合作共赢的“再全球化”，探索规避修昔底德陷阱、走出西方现代化危机、克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弊端的新型全球治理道路。
全球治理倡议以开放包容的中国方案为实现“万物一体，天下一家 ”的全球治理贡献文明智慧，体现中国作为最大社会主义国家关切人类前途命运、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文明担当。
（二）开辟多元共治的文明场景，塑造全球治理文明新形态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 易 • 贲卦》）“文明 ”饱含对世界、人类的关切，“交错 ”意味着自然和人事的多样性与整体性，据 此“化成天下 ”的中华智慧为人类发展提供深层支撑。“文明能够逐步发展到共产主义 ”① ,“文明 ”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包含着关注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意义，然则全球治理的一切规定性动作都应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全球治理牵涉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利益、每个文明的选择，新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形成一定是各国共同参与的结果，也需要各国主动将国家治理融入人类文明大势，开辟相互联合的文明场景以焕发全球治理的价值意蕴。全球治理倡议寻求全球治理最大公约 数，多元文明共同繁荣、相互交融，为不断推进全球治理、开辟文明场景铺平道路。
在世界变局中审视全球治理，西方现代性危机的凸显日益暴露其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双重失灵，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已滞后于时代发展要求。面向人类文明转型战略机遇期，全球治理倡议关切和尊重多样性，克服西方全球治理的“一元现代性”，推动全球治理议程和规则的多元化包容化，观照全人类永久生存，关注每一个国家和文明的诉求，系统回应物质、文化、制度、价值、行为等层面的治理问题。其所推动塑造的全球治理体系与发展格局的文明新形态，从性质来看，坚持多样性和统一性辩证统一，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从目标来看，“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② , 成为真正的普遍的文明；从主体来看，人的实践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因，广大人民是创造主体、享有主体、实践主体；从过程来看，不同国家基于社会历史发展普遍规律、在交流互鉴中构建兼具世界性与地方性的现代性治理价值，开创多元共治前景。
人类普遍呼唤新的更有价值的全球治理文明的创生，人类文明转型处于关键临界点，“世界新秩序 ”正在建构、重组、形塑过程中。国际格局呈现出时空切换的新特征，“中国时刻 ”不断绽放。③全球治理倡议提出的文明原则，以及通过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等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文明实践，拓展和深化了全球治理的文明视野，推动全球治理领域文明形态革新。
（三）凝聚人类发展的文明共识，擘画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
西方国家在文明内核意义上提出“普世价值”，宣称西方现代化 = 现代化、西方现代文明 =全人类文明。全球治理倡议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负责的态度，从伦理精神的高度判断当今世界所处的发展空间，破解“普世价值 ”迷思，重建全球共同发展的人文主义路径；立足“现实的人”，推动人的生产、生活及发展方式现代化，追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拓展人类实践能力过程中不断趋于创造人类美好生活的文明境界。这是全人类共同的文明事业，必须汲取全人类共同价值的
文明滋养，凝聚共识，用文明、理性的语言来表述。
“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周易 • 文言》），“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孔颖达疏），“文明 ”意味着天下万物和谐共生。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① 全球化时代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人与自然、社会、世界、 自身的发展需求整体置入不断跃升的文明框架，为全球治理范式转换提供了根本价值支撑。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化，全球治理倡议探索改变人类生存处境的有益实践，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实践中凝聚文明共识，为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提供既具先进性又有现实性的新型政治文明理念。
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以发展促繁荣、以安全保稳定、以文明增互信、以治理求公正，四大全球倡议相辅相成、耦合联动，为人类走向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注入具有韧性的思想动能。四大全球倡议从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核心主题出发，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探索反映全人类共同利益与普遍诉求的系统性方案，体现对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世界的深邃思考。全球治理倡议作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行动篇和保障篇，有力促进同球共济的文明行动。
五、结语
当今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国际局势动荡演进、地缘冲突延宕升级，创造一种新的更有价值的全球治理更为紧迫也更为必要。真正的全球治理变革在于将人类福祉与“文明选择的尊严 ”置于价值核心，用文明的方式促使全人类坚守命运与共的发展道路。作为中国共产党推进“两个结合 ”特别是“第二个结合 ”的创新成果，全球治理倡议蕴含着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文明精神、文明追求与文明担当，以超越资本主义全球治理旧范式的文明方案为人类建构文明共同体提供全新选择。在世界变局中以新的文明姿态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全球治理倡议不仅彰显中国之治的文明优势，而且在文明场景、文明内核方面赋予全球治理新的文明动力，拓展和深化全球治理的文明视野。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全球治理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协同实施，必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构建，创造“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的文明世界。